近日，黑龙江省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10余家媒体参会，而对哪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一概“保密”。部分记者难以理解退场。(今日本报B5版)

　　违法排污情况居然成了保密资料，如此“结果”自然不能让人接受。而对于这样的管理会议，媒体的参与本身就隐喻着公众期望参与环保事务的社会需求，但媒体连基本的“情况”都无从知晓，参与如何谈起？难怪会有记者愤而退场。

　　毋庸讳言，“违法排污信息当保密资料”的现象并不是孤例。有人说，这是在变相保护违法排污企业和隐患企业，为排污企业遮丑。我倒觉得，这更像是环保管理者的某种僵硬的程序性运作：在环保管理对外公开的“议程”上并没有公布违法排污企业信息这项内容，有关部门不过按照惯例选择了“保密”。

　　潘岳说过，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公众，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显而易见，公共深度参与环保的重点在于监督，可在“违法排污是保密材料”的现实语境下，就构成了某种尴尬的局面：公共社会对于环保事务的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却不强。

　　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需要解决公共环保信息闭塞的问题。不过，环保信息的公开透明，不能寄望于管理者乐于监督的自律，而应设立配套到位的制度出口。要对环保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后的激励与问责、公共参与的方法与形式等进行明确界定，用制度来保障公共力量介入行政监督的渠道畅通，以此来确保环保信息公开所引伸的公共监督权落到实处。退一步讲，如果相应的制度建设不跟进，违法排污情况不保密又能如何，公众顶多知道几家污染环境的不良企业的名字而已，没有有效畅通的环保申诉渠道和奖罚严格的制度问责，再多的公共参与行为也是表面文章。

　　缺乏制度出口的违法排污信息怎能不保密！所以，当务之急是呼吁改良制度，而不是对拿违法排污当保密资料的管理傲慢揪住不放。公共参与权在环保事务中的介入，能为环保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广泛的民意支持和信息依据，并进行全方位的权力规范和制约，两者还可由此形成健康良性的互动，彻底改变单一行政管理环保事务的格局。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公众深度参与环保事务的力量，让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的法定权利切实平稳着陆，已是迫在眉睫的事。(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