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男子吴保全在网上发帖举报鄂尔多斯市征地问题，因此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区抓捕，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吴再次上诉，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面对记者“为何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维持了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加刑判决”时，参与合议过吴案的鄂尔多斯市刑事庭副庭长刘银福称：这个没法说，吴如果不服判决，可以走法律程序。(《京华时报》4月20日)

　　重审判决书中，没有对吴保全新的指控罪名和证据。没有新的证据，原有“事实不清”的法官判断，是如何消除的？没有新增犯罪事实，刑罚为何加重了？就是没学过法律，也会对这样的判决提出疑问。

　　然而，当事法院的负责人却对舆论的质疑采取了回避态度。也许，这位负责人有他的难处──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决定的；有些话，不是他能说的。但如真像他说的那样，对法院判决的不满和质疑只有上法院说，有些人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比如，吴保全两次不服都走法律程序，结果他得到了公正吗？如果他继续走下去，又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公民要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只能在法律程序上兜圈子，而法院却无需就公众的质疑进行解释，判决无需接受公众的检验，那判决的公正性又靠什么保证？

　　判决由法官独立做出，但是，判决的公正性，却必须接受公众的检验，由公众来评价。法院判决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但法院判决要得到好执行，还必须依赖于判决的公正性。公众对判决的公正性认可，决定着法院的权威，决定着法院自身的价值，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判决的执行效果。

　　事实上，公众质疑和舆论监督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公众的意见可对司法审判起到提示和校正作用。其次，法官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如个人偏好、自私、贪婪，可能导致枉法裁判、司法专横，这对司法公正是极大的伤害。公众意见、舆论监督一方面可以对司法腐败形成扼制，也可以促使司法机关改正错误，通过自我校正，做出公正的裁决。

　　实践证明，很多冤案、错案的纠正，正是得益于公众的参与和舆论的监督。比如孙志刚案、刘涌案。而法院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回答公众的问题，解除公众的疑惑，才能在社会互动中，达成司法机关和民众认识上的一致，让判决服众。如果说，对道理上说不过、公众广泛质疑的案件，当事机关可以不解释，可以蒙混过关，那么，法院势必就会我行我素，恣意妄为，而司法公正，也就会越来越失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