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成都男子李某,夜里趁邻居刘某丈夫不在家,翻墙进入其院中。当他准备进入客厅时,发现刘正在看电视,于是爬上院中的一棵树“窥视”,在树上度过4个多小时后,突遇电闪雷鸣,李某被发现,随后逃回家中。次日,李某被民警带走,交代说:“我爬上树,确实想强奸她。”近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与许霆案专家与民众意见比较一致相反的是,在成都的这起“偷窥女邻居被判强奸案”中,法律专家与民众意见似乎完全断裂了,甚至是截然相反。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判决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让敏感的网民信服,甚至上纲上线到“法律条文给予了司法办案人员太多的发挥空间太可怕了,再加上目前我国司法队伍中专业素质和水平低下者不少,尤其可怕”。

　　任何一位熟谙法律的人,都不会怀疑法官的这一结论,尽管本案存在如某些法学界人士所说的依赖口供的嫌疑。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如某些网民所说,需要与被害人有身体上的接触。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是否符合犯罪构成,从主观方面上讲,李某确实想强奸,具有主观方面的故意;从客观方面讲,他翻墙入院,在院中的一棵树上守候了四个多小时,这已经具有实施行为了,刑法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并不是要接触被害人的身体才算具有实施行为,否则,李某就是接触了被害人身体,他也可以说是学雷锋做好事,是为她治病呢!当然,由于电闪雷鸣,又被被害人发现,李某没有完成强奸的目的就逃跑了,这符合刑法中“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的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网民凭自己的直觉,认为李某与被害人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就不可能构成强奸罪,这是网民作为普通人的自然理性;而法律界人士通过法律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本案,得出是强奸中止,这是法律理性。法律理性是自然理性的抽象、综合、提炼,来自于自然理性,同时高于自然理性,中间有众多的利益博弈、价值权衡及逻辑分析。对于审理具体案件来说,光靠自然理性是远远不够的。17世纪初,英国国王詹姆斯国王一时心血来潮,想自己来亲自审理案件,但遭到了柯克法官的极力反对,柯克法官说:“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柯克法官的这一举动不仅区分了法律理性与自然理性,而且也奠定了近代司法独立的传统。普通人只有自然理性,未必能适应在商品经济社会日益复杂的交易规则,未必能适应一个大型社会所需要的复杂的价值判断。柯克法官所拒绝的不仅是来自于专制君主的干涉司法行为,而且,也排斥了“民众审判”和“舆论审判”,国王凭自然理性难以做到的,同样,普通民众也难以做到。

　　但是,以法律理性完全拒绝自然理性,或者完全将普通民众拒绝于审判之外,其实并不明智。这不仅加剧专家、司法界与民众和民意的冲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给司法的“暗箱操作”提供便利。事实上,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审判并不完全拒绝民意,比如对于一些简单的犯罪,他们设立有“治安法官”来审判,而这些“治安法官”就是由一些乡绅、民间德高望重的人士来担任,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此外,对于一些重大案件,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他们设有民众组成的陪审团,但是,这些犯罪通常是一些道德上的犯罪(往往凭自然理性就能作出判断),比如杀人、抢劫之类,并且陪审员经常受到法官的指导,比如法律常识、证据规则等等,这些措施一方面体现司法民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依靠民众的自然理性纠正某些专家的专业偏执,推进法律的发展。

　　要在自然理性与法律理性,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冲突中取得平衡。首先,要求司法遵守正当程序,过程透明,判决要充分说理,来取得民众的信服,得到他们的理解;其次,要保障司法独立,在法律理性与自然理性难交融、司法受到民众的误解时,司法能屏蔽来自外在的压力,保持自身的品格,独立做出符合法律理性的判决,而不是让司法随着民众的狂热而运转。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