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种情况

　　律师才可以拒绝辩护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祁咏欣律师介绍，《律师法》对律师行使这一权利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委托的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委托人故意隐瞒事实。

　　“感觉在这起案件中，几位律师拒绝辩护并不符合上述法定的情形。”祁律师也不赞同“拒辩”的做法，“况且，每一个职业律师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辩护的实质是支持申辩权，但绝不是支持罪恶。”

　　祁律师做了进一步说明：被告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不等于律师的帮助就是不正义的。律师是私权利的代言人，再剽悍的刑事被告人面对国家公权力，也是十分脆弱的，律师作为其代言人，是为其弥补法律知识的不足。

　　“一个杀人犯应当被处死，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剥夺其生命。非经合法程序而剥夺了一个该死的杀人犯的生命绝对是不公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将会导致司法的滥权和不可估量的无辜被告人受害。”

　　朱辉强律师继续“角色论”，他说：“人们往往不愿意看到他们自认为是有罪的被告得到帮助，特别是他们认为肯定‘该死’的被告人。但律师的工作是拯救权利，具体说就是拯救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是律师的角色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得不把诸如‘最大力度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其他工作，留给别的社会角色去做。”

　　记者调查

　　刑辩律师

　　为何常受非议？

　　无论大多数律师如何理性，目前，对“拒辩”行动提出质疑的声音与人们的声讨声、称快声相比，都显然是微弱的。而事实上，“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被告辩护，甚至使其获得自由时，晚上你还睡得着吗”之类的责问，至今还是每一个律师经常会面临到的。即使是在西方，律师也常常是公众非议的对象。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律师的定位和作用已经得到更多支持和理解，但是由于辩护律师独特的职业价值取向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对于辩护人或者辩护制度的怀疑、嘲讽甚至打击报复，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于律师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乘人之危’、‘惹是生非’的看法，还有相当的市场。”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律师都有这样的感叹。“恐怕你们写这样的报道，也会遭人骂呢！”朱辉强律师还不禁先替记者担上了心。

　　刑辩律师

　　为何底气不足？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律师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般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普通人的正义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使律师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在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作出抉择。

　　“不少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时，常常觉得‘底气不足’，尤其是在那些所谓‘民愤极大’的案件中，有些‘老到’的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前，首先对自己当事人进行一番道德上的鞭挞，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乃至旁听群众投以同情的目光，以表明自己进行辩护工作，并没有和被告人站在一起，而只是迫于‘法律’的无奈……”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陈银刚律师告诉记者。

　　这还不算，很多非正常因素，也制约了律师的行为取向。网络上有文章分析认为：“一些执法部门和媒体，在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之前，就已不妥当地表达了明显带有‘定性’性质的意见与评论。这些‘意见和评论’，增加了律师辩护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难度。从这个角度看，律师表面上是大声地说‘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实际上是无奈的抗议……”

　　刑辩律师

　　为何越来越少？

　　记者了解到，尽管刑事辩护业务是律师的传统业务，是最能展示律师综合素质的舞台，但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从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刑事案件没有辩护人的达70%，部分发达省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辩护比例已从20.4%下降到11.6%。

　　据说律师圈内已形成一种怪现象：20%的律师为80%的刑事案件做辩护，做得越成功的律师越不愿办刑事案，以前以办刑事案件知名的律师会把办案重点逐渐放到非刑事案上。“我就有过为被指控杀人的被告做辩护减轻了量刑，最后遭遇受害者家属围攻的情况。这些都表明，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尚没有得到恰当的定位。”陈银刚律师说：“律师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影响的是司法公正的实现。”

　　朱辉强律师对未来充满向往：“医生的使命是拯救生命，律师的使命是拯救权利。我希望有这样一天：人们看待律师拯救坏人的权利，会如同今天他们看待医生拯救坏人生命的态度一样，是那么的平和。”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接受记者采访的这几位律师，都表示“从没拒绝过为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 撰文 孙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