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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总理耐心等待见缝插针 中日韩三方短暂会晤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闾丘露薇 记者赵承、李诗佳、冯坚发自帕塔亚(泰国) 正期待高潮，就不得不落下帷幕。

　　这是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尴尬，原本于4月10日至12日在泰国海滨城市帕塔亚召开，共商应对金融危机之策，如此重要的一次地区领导人会议，却因为泰国反政府组织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的示威，而令人遗憾地中断。

　　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出乎了多数与会者的意料。4月11日清晨六点，在本报记者与中国媒体做连线报道时被问及，反独联的支持者“红衫军”的示威行动是否会影响到东盟峰会的举行，记者当时很有信心地表示，应该不会。理由是基于前一天“红衫军”的表现，以及泰国政府的反应和承诺。

　　然而，事后看来，泰国政府前一天所说的应变计划，原来也只是说说而已。

　　麻生有些无可奈何

　　10日，两千多名“红衫军”浩浩荡荡开到了会场门外。尽管设置了路障，但是军警们并没有阻拦，而是在“红衫军”的要求下，一退再退。虽然“红衫军”的组织者告诉媒体，他们的目标是要冲进会场，找到泰国总理阿披实，逼他下台，但最终“红衫军”只是停留在会场的大门外。

　　当天会场内的会议按照既定的安排如常进行。新闻记者以及会议工作人员吹着空调，喝着咖啡，隔着玻璃看着大门外的“红衫军”，需要的时候，走出去拍摄一下画面，或者拿示威者作为背景出镜，每当有摄影机和摄像机的出现，示威者马上配合得做出激昂的表情。

　　泰国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应对计划。这使得人们更相信，这个示威和所谓阻拦的场面，更像是为了做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看的，而当4月11日各国领导人聚集的时候，当局有能力把“红衫军”阻拦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而“红衫军”也应该会适可而止。事实上，10日当天晚上，“红衫军”撤离了会场。

　　不过，11日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多数人的想像。

　　11日清晨七点，在酒店大堂等候采访中日韩外长早餐会的时候，过了预定的时间差不多15分钟了，还是没有看到住在对面酒店的日本外长的身影。同行打来电话：快点出来，“红衫军”堵塞了酒店门口。走出去一看，几十辆出租车摆放在两家酒店之间的回旋处，还有几十个“红衫军”在挥舞旗帜。警察拿着盾牌在酒店门口筑起了人墙，但是对于那些罢驶的出租车，则显得一筹莫展。

　　八点半，会议组织方通知记者，中日韩外长早餐会取消，因为日本外长的车队，没有办法进入中韩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此时，本报记者意识到了问题严重，因为按照计划，中国代表团需要出发前往会场举行东盟-中国峰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协议预定签署。

　　等到九点半，还是没有动静。看到中方工作人员焦急地在酒店里面走来走去，倒是泰方的警察显得一点也不着急。后来才知道，泰方提出了两个方案：要么乘坐只能容纳三个人的直升机，要么坐容纳七个人的快艇走水路。不过出于安全的考量，这两个方案都没有被中日韩代表接纳。

　　东盟十国的领导人们都下榻在举行峰会的酒店里面，这个时候的他们，面对的是会场外数千名的示威者。下午一点，传来消息，示威者冲进了会场里面，高呼口号。

　　泰国政府宣布峰会取消，各国领导人启程回国。对于带着一个建设新亚洲计划，准备在峰会上一展身手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来说，这样的结局显得有点无可奈何。

　　泰国警察“忍让”示威者

　　看电视画面，在会场里面的“红衫军”高呼口号，挥动旗帜，记者脑海里面马上浮现出新闻中心一片狼藉的景像，加上拍摄到几名示威者在冲破玻璃门的时候受伤，更是觉得那里的气氛紧张。

　　当与会领导人陆续启程回国后，记者马上驱车赶往会场。奇怪的是，一路上一个“红衫军”也没有看到，会场外，军人正忙着撤离，会场内，工作人员正在搬运杂物，准备离开。被砸碎的玻璃已经用挡风板封了起来，旁边的玻璃上，还有斑斑血迹。

　　泰国外交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示威者只是在那里敲打玻璃大门，没有想到，突然整块玻璃碎裂，前排的一些示威者因此受伤，而一些“红衫军”也就乘势进入了会场里面。

　　只是，除了门口的玻璃，走进会场，一切照常。工作人员正在给记者们准备点心咖啡，记者们有的在做现场报道，有的则在工作台前工作，就连电梯扶手旁边桌上几十个玻璃酒杯，依然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很难想象，曾经有上百人冲了进来。

　　显然，示威者与旁观者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泰国的警察，还有军人，从头到尾，已经不能够用忍让来形容，而是完全的不作为，这倒让人疑惑：到底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应对，还是有意的放行？

　　因为道路被阻塞，峰会被迫取消，住在会场的各国代表准备坐直升机离开前往附近的军用机场，不过代表们也担心，即便示威者愿意让出一条通道，没准途中会受到阻挠。不过，“红衫军”的抗议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让阿披实下台，让外国领导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正因如此，当确定峰会不能够召开后，中午时分，“红衫军”以及停放在中日韩领导人门口的出租车都离开了。此时，中日韩外长才有机会通过电话，敲定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