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牢头狱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从发生“躲猫猫”事件以来，在云南省，一场自上而下的专项整治“牢头狱霸”的行动正在进行。

　　　本报记者历时10天调查了解到，在押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体能差距、社会影响力大小以及监管人员的区别对待，是“牢头狱霸”滋生的主要原因。

　　　而对如何遏制“牢头狱霸”现象，云南省有关部门也拿出了他们的对策。

　　云南，一场自上而下的专项整治“牢头狱霸”的行动正在进行：

　　投入3000万元，完善和改造全省看守所监控系统；

　　省公安厅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将到各个监管场所，对监控设备、受虐报警装置、电网等重点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省检察院从3月27日至6月20日，对全省看守所“牢头狱霸”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拟在昆明、曲靖两市成立监所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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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动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解决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

　　国内外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都有对“牢头狱霸”的描写。“牢头狱霸”现象可谓历史悠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04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看守所工作的意见》给“牢头狱霸”下了一个定义：“指在看守所内拉帮结伙、称王称霸、恃强凌弱、寻衅滋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在押人员”。

　　采访中，一些监所警察很干脆地说，他们(“牢头狱霸”)就是监禁场所里的“黑社会”。

　　“在监所这样被监视、管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环境里，强者对弱者的情绪发泄，或者说弱者成为强者的‘出气筒’和玩物，是维持某些人心理平衡的需要，所以表现得比正常社会更加粗暴、直接和残酷。”一些监所警察告诉记者。

　　看守所在押人员有家境贫困的，有家境宽余的，贫富差距造成“依附关系”的产生

　　在云南省，财政拨付给看守所在押人员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在120元与180元之间，这是按照10年前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制定的，多年来没有改变过。

　　记者了解到，许多在押人员家庭贫困，本人受教育程度低，其中部分人是由于贫困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如给毒贩当运毒的“马仔”，盗窃他人财物等等，这两类人占了半数以上。

　　据安宁市看守所副所长杨方敏介绍，在安宁市看守所，三分之二以上的在押人员无家属探望，无人提供财物帮助。他们只能维持最低伙食，还缺少起码的生活用品。而有些家境较好的在押人员，能在伙食上加餐、生活用品相对宽余，由此产生了在押人员之间的“伙吃、伙喝、伙穿、伙用”现象。

　　“较大的贫富差距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能通过自己的经济优势与恩惠，诱使处于劣势的一方依附于己，使其自觉自愿成为自己的同伙、打手、帮凶，在监室形成小团伙、小帮派。”杨方敏说。

　　监所内有一些心狠手辣之徒，如果放松管制，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牢头狱霸”

　　记者在某看守所的谈话记录上看到，有两个同监室的在押人员反映被同一个在押人员殴打，打人者受过训练、体格强壮，在出操时，嫌这俩人“太笨”，所以狠踢他们的臀部。

　　这个看守所的监管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牢头狱霸”的苗头，监管人员已经对打人者提出了严重警告。

　　据了解，有些在押人员在进监所前就是恶势力团伙的头目，有些是“大毒枭”，也有些人好勇斗狠、心狠手辣，曾经杀人放火，在“道”上很有“名气”，这些人往往具有恃强凌弱的心理优势，他们在监所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让同监的其他人“闻风丧胆”。

　　监管人员说，这些人在任何一个看守所都是被重点看管的对象，但是，如果对他们的管制稍有放松，就如同将豺狼虎豹与绵羊关进一个笼子，弱肉强食在所难免。

　　“而监管人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在押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处境。”有监管人员透露，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监管人员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往往利用在押人员的差别，让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这样也助长了“牢头狱霸”的形成。

　　虽然控制“牢头狱霸”的产生有主客观条件，但要遏制“牢头狱霸”现象，最关键的是要靠监管人员的责任心

　　记者在昆明市晋宁县公安局采访时发现，公安局与发生“躲猫猫”事件的晋宁县看守所只有一墙之隔。公安局在一个山坡上，居高临下，看守所位置处在公安局的下方，面积并不大。

　　死者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持续了一个星期，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不是仅仅用“监室无探头”这样的说辞就能搪塞过去的。

　　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监所的工作人员说，虽然控制“牢头狱霸”的产生有很多主客观条件，但要遏制“牢头狱霸”现象，最关键的是要靠监管人员的责任心，因为“牢头狱霸”是在封闭的环境里产生的，是在监管人员控制的状态下发生的。

　　一些连续多年没有发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投诉事件的看守所，对相关规定执行得不错

　　据了解，相关部门有关整治“牢头狱霸”问题的文件，不可谓不多。

　　早在1988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关于坚决取缔“牢头狱霸”维护看守所秩序的通知》中强调，“严禁使用人犯管理人犯，坚决取消在人犯中设‘组长’、‘召集人’等变相使用人犯管理人犯的做法”。

　　2004年，公安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看守所工作的意见》中再次提出，“坚决制止和严厉惩处‘牢头狱霸’。因管理松懈，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看守所发生‘牢头狱霸’打死在押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监区集体脱逃的，对直接责任民警予以辞退或者开除；对看守所分管领导予以撤职或者辞退”。

　　同年，公安部出台《看守所严管“牢头狱霸”规定》，对打击和惩戒“牢头狱霸”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记者发现，在那些发生类似“躲猫猫”事件的监所，这些规定往往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而一些连续多年都没有发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投诉事件的看守所，这些规定就执行得不错。

　　安宁市看守所、大理市看守所都是公安部授予的一级看守所，设施十分齐全，尤为人称道的是，他们的管理十分规范、精细。

　　早在2004年前，他们就提出防范“牢头狱霸”滋生的措施。如，限制在押人员的消费水平，最高每人每月不超过600元；开饭期间经常巡视值班区域，发现在押人员有“伙吃伙喝”、抢吃多占行为的及时制止，并对相关人员予以惩戒；对在押人员经常调换监室，避免其形成一个固定的小社会；监管人员每天坚持24小时巡视；经常对在押人员进行体表检查；对新近在押人员入监进行一星期的每日谈话，防止“欺生”现象的发生。(本报记者 储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