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有网友曝出，就是这样一位被记大过行政处分的官员鲍俊凯“已异地高升”，现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相关报道见17版)

　　应该说，复出并没有原罪。但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认为，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诚然，如果不符合程序正义，复出就是对民意的戏弄，就是对现有制度的怠慢。

　　那么，问题官员屡屡带病复出的症结在哪里？乍看起来，这与制度暧昧不清有关，比如问责制度本身需要完善，存在标准模糊，条款不清晰，难以准确把握等病症。但是，把问题官员屡屡带病复出完全归咎为制度，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按照现有规定，官员被记大过18个月内不能升职、升级，但一些问题官员的复出不是照样打破了这一规定吗？

　　进一步而言，检视我们的现有制度，对干部的任命和问责可谓条分缕析。具体说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政干部的任职实行的是任职前公示制度，但有的问题官员复出并未公示；而《公务员法》则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一些问题官员却照样风光无限。显然，制度不详备是一回事，能否遵守现有制度又是一回事。

　　因此，综观一系列问题官员的复出，与制度缺陷有关，更与制度被虚置有关。

　　日前，温总理撰文指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毋庸置疑，如果问责成了应付民意的“观赏性处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会被透支。因此，一方面我们期待问责制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更期待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落实，起码在官员任命上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只有如此，那些问题官员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复出。(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