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发财不忘本的老板想接济一下金融危机下衣食无着的穷人，在坚持了65天后却走向了“末路穷途”。

　　这个悲壮的积德行善者是在义乌打拼多年的温州老板林如新。从今年大年初五开始，他每天早上5点多便载着一车粥、馒头、小菜来到义乌市香山路人才市场，和志愿者们支起雨篷，为找工作的外地打工者施粥。

　　当资金、人手等问题在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下逐渐解决后，真正的麻烦来了。4月1日，义乌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到施粥摊检查，并口头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是施粥人员没有健康证；二是如何保证碗筷的消毒。”反复商量的结果，林如新决定从5日起停办施粥摊。

　　本是为党和政府分忧，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如果政府部门能在卫生、场地等方面给一些指导，我还是很想继续把施粥摊办下去的。”林如新这样说。他的愿望一点都不过分。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构建服务型政府是目前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目标。义乌卫生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过那些每天来此领粥的可怜农民工吗？怎么就不可以发挥管理职能，以慈悲为怀，帮助林如新带领的施粥人员进行体检，帮助合格的人办一下健康证，进而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帮助，提高碗筷消毒水平？这很难吗？这个善举换来的是对社会稳定的促进——这不正是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吗？

　　对贫弱者提供起码的物质救济，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既然靠单一的政府力量完成起来有难度，就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现有效社会救济和帮扶。中国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2008年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当年普通公众赈灾捐款总额超过企业，但某些制度关卡使这个力量不能得到有序的常态释放。

　　首先是诚信制度建设。很多人被街头职业乞丐无情地涮过后拒绝所有的乞丐。但我还是相信“中国首善”陈光标的忠告：遇到老人和孩子，您还是给吧！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拉下脸沿街乞讨的。

　　当然,诚信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当务之急是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一种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完成善举。可目前面向社会力量的慈善通道有些狭窄。如目前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多脱胎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的不乏效率低下、透明度差、专业化程度低等特点，公众申请救济的难度大、门槛高。比如，民间组织成立时必须挂靠相关政府部门作为管理部门这一规定下，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婆婆”，只能将基金会登记为企业，这样就需要按照企业的税收规定纳税。

　　慈善募捐多是民间的自发行为，由于自发的捐助行为在法律保障上仍是空白，捐钱之后引来的往往更多的是争论和纠纷，许多人由于顾虑重重而成为“有劲不敢使”的焦虑看客。

　　说心里话，被一个小小卫生监督部门轻易击倒的义乌施粥者还真找不到清晰的挽救路径。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分析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