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抱怨如今吏治太涣散和公务员太好当，公务员们一定会义愤填膺地跳起来反驳，谁说制度对官员管得不严，谁说现在公务员当得很舒服？连开会打个瞌睡、上班玩个牌都可能遭到严厉训斥甚至丢掉乌纱帽，还要怎么严啊？这种愤懑是有依据的，比如3月31日媒体就披露了两条新闻：陕西高院院长在反腐会上中断讲话斥责打瞌睡干部：希望3位打了很长瞌睡的同志自己能“觉醒”；四川南充4名公务员上班打牌被网友曝光后，已遭当地相关部门解聘。

　　类似新闻最近屡见不鲜。什么领导怒斥瞌睡干部的，纪委偷拍监督公务员上班打牌的，开会打个瞌睡就被免职的，政府规定公务员上班时不准闲聊的——从瞌睡、闲聊到打牌，在这些小问题上又是怒斥又是撤职，看上去确实很严。

　　刚开始出现这类新闻时，我也被领导的严厉所感染，油然生出一种纳税人的快意。不过当这种瞌睡引起的怒斥和问责新闻越来越多的时候，快感被日益强烈的反感所代替。

　　首先反感的是那种情绪化的问责。正如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李汉宇所说的，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绪化，可如今许多地方问责就是越来越情绪化。问责不是依据违法情况和错误大小，而是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代。所谓的问责风暴很容易受民众情绪和领导情绪的影响。比如四川南充那几个上班打牌的干部就是，如果不是有人把图片贴到网上激起公愤，根本不会有这么重的惩罚。陕西高院院长怒斥瞌睡干部也带着明显的情绪化成分，陕西这还算轻，仅仅是怒斥。某地几个官员开会瞌睡时的形象被记者抓拍并贴到网上成为新闻后，几个人竟然被撤职了，情绪化就更明显了。

　　这种情绪化的问责，除了强化了下级对上级权威的绝对服从，对官员传递了“做坏事可以，但千万别被媒体盯上”的暧昧暗示外，根本没有其他威慑效果。

　　最让人反感的是，这种对公务员看似很严厉的管理，其实都只不过集中在一些鸡毛蒜皮、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而在真正涉及权力监督、官员廉腐等核心吏治问题上，却缺少这种一剑封喉、雷厉风行的问责。以小事上不近人情、近乎苛求的严厉，营造了一种严治幻觉。无能反腐败，无法管住官员的手，就以痛斥瞌睡、严惩打牌、重罚闲聊之类来自欺欺人，仿佛管得很严。

　　开会时打瞌睡，上班时闲聊和打牌，这些事虽事关公务员形象和行政效率，但都算是小事情，属非常幼稚化、非常浅表化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是该在幼儿园阶段就解决的问题，不该到公务员了还当作大事来强调和严管。公务员群体还需进行这些幼稚化管理，恰恰是这个群体的耻辱。严管应该用在哪些事务上呢？应该用在那些维护公务员核心职业伦理的制度上，比如在财产公开上必须严厉，因为这与一个官员的廉洁清正与否密切相关。比如对公务员配偶子女就业的监督必须严，一位著名反腐专家曾说过：要知道一个官员是贪是廉，看看其子女和亲属的从业情况就清清楚楚了，这方面也应该严。还有，对公共财政监督必须严，财政是腐败的经济基础，盯紧了财政起码能遏制住一大半腐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就没有了来源。还有人事任免、政务公开、权力约束等方面。

　　我们的“严厉”恰恰没有体现在这些核心制度方面，而都用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打个瞌睡领导会怒斥，上班打牌被曝光了领导会怒斥，闲聊会被撤职——可在那些事关权钱勾结、权力滥用、财政滥用之类的大事上，我们却很少看到这种严厉。小事上的严厉，掩盖了关键事务上的制度真空，营造了一种欺人的幻觉。我们的吏治资源，常浪费在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上。

　　当然了，由于监督体制所限和政务不公开，媒体监督不到更深层次的腐败，看不到权力更深层次的运作，也只能在官员打不打瞌睡、上班闲不闲聊、有没有打牌之类看得见的浅层事务上，进行一些监督，曝一些光揭一些丑——媒体受现实所限的狭窄监督视角，又刺激着上级对这些“媒体看得见的事务”高度重视，于是，许多地方领导越来越热衷于怒斥会场瞌睡虫，因为这最容易被媒体注视到，这种怒斥也最能赢得掌声。(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