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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应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但前提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夕，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的主要人物相继发声，一改往日“不作声”或“少作声”的作法，明确阐述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看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建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英国《泰晤士报》也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原则，可能因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而被迫调整。这并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这一坚持多年的政策原则，而是说中国已经被迫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有人因此把当前的中国比喻成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英国无能领导，而美国不愿意领导，也不完全具备领导的能力。这和今天的中国具有颇多雷同之处。

　　“取代美元”过于理想化

　　周小川提出“取代美元”建议，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由联合国邀请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呼吁抛开美元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解决单一储备货币带来的问题。

　　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可以理解为对美元体制的挑战，满足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但依笔者看来，“超主权储备货币”过于理想化，并没有现实操作性。因为它仅仅是从纯经济理性出发思考的结果，而忽视了国际金融体系背后主权国家政治权力所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是主权国家政治权力较量和运作的结果，其本质始终是大国之间的游戏。比如说，IMF本身就是美国一手创建和操纵的，是美国强大实体经济能力的结果。

　　增加在IMF当中权利的要求，也并没有多少新意。因为IMF的重要性，达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想法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要在现存体制内往上爬。中国所提出的增加在IMF当中重要性的要求，即使得到了满足，也不可能超过美国拥有的权利比重；即使中国在这种体制内爬到了顶点，获得了领导地位，但还是无法改变这种体制结构巨大的缺陷，届时中国的表现也并不一定会比当前的美国好。

　　扮演领导者得不偿失

　　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美元霸权体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过，外界并不一定这么看，因为西方陷入深重危机，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可能拯救世界经济，更不能重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外汇储备最多，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也较小，似乎只有中国才具有能力拯救世界经济了。因此，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然而，外界看到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却忽视了中国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另外，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力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担任国际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过早扮演领导角色，对自身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好处，至多只能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原因很简单，中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小，不是因为中国金融制度有多好，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制度还没有完全开放；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发育也都不具备足够的支撑力。

　　中国调子不应太高

　　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仅仅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漫长谈判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调子不应太高，因为中国还不具备实现“良好建议”的能力。依笔者看来，中国应该扮演的是一个积极角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但前提是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等到国内社会、政治改革成功之后，中国才有可能具备扮演领导者角色的能力。

　　目前中国的境地较为尴尬，中国一方面在购买美元，帮助美国恢复美元霸权的元气；另一方面又提出“取代美元”的建议。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对美元体制不满同时的无能为力。

　　制衡美元的唯一出路就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中国现实的做法是，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培育人民币的成长上。人民币首先可以成为美元与欧元之间平衡者；从长远看，人民币必须成长为储备货币的一种，只有当中国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种储备货币时，中国才会有能力建设一个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本报记者梁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