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陈昕晔 实习记者/李梦

　　最近，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发动了一次举世皆知的攻击。

　　达赖的攻击目标是3月7日杨洁篪就记者提问所做出的回答：“达赖方面提出要在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要赶走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要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人士吗？”

　　3月1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我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并说，“请大家代表我问中国外长，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他不是出于愤怒就是完全在撒谎，他必须给出证据。”

　　3月1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说：“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那里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迁入，已经进入的要撤离。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西方自造“香格里拉的囚徒”

　　“达赖根据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在调整他的策略。”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对《环球》杂志记者指出，西方学者早期关于西方的著作，对西藏的描写大部分是负面的，对西藏和藏族是藐视和俯视的姿态，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时期的形势需要，西方人开始转向美化西藏，制造了香格里拉的神话，他们认为的西藏的真实其实是想象中的真实，而对真实的西藏，他们反而认为是不真实的。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钱小芊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些美国议员对西藏问题横加指责，但他们和钱小芊谈过之后却尴尬不已，因为在地球仪上，一些议员竟找不到西藏在哪里。西藏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些热衷谈论西藏的人并不了解，于是西方人陷入了思想上的困境，杜永彬把这种现象称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杜永彬指出，针对部分西方人和西方媒体的“需要”，达赖和一些流亡藏人，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不断包装出一个个西方人需要的西藏，达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

　　从1960年到1977年，达赖发表了12篇“3·10”讲话，公然宣称“藏独”；1978年看到国际形势于其不利，此后几年“3·10”讲话中，达赖有意回避了“独立”的字眼；1989年，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达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社会主义不行了”，1990年的“3·10”讲话中，达赖称“所有的藏民”“渴望”“完全独立”；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形势趋于缓和，达赖集团再次转变了方式，提出希望与中央政府进行对话，达赖在不同场合讲过“大藏区”、“高度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

　　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总编辑彭凯雷从1998年开始追踪西方媒体对西藏报道。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他将达赖“媒体攻略”的重心，归结为“把握‘大势’，闻鸡起舞”。他指出，世界形势从冷战对立到现在寻求对话、谈判，达赖对这一点非常敏感，所以“他也在讲对话，讲‘宪法框架内的自治’”。但是，这些都只是他的讲话，而真正白纸黑字，形成文件的还是1987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9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这些是有文件的。至于他那些即兴式的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可以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形成文件，只是说说而已。

　　为吸引西方媒体不断爆料

　　“只有对记者不断爆料，才能吸引满足西方媒体的需求。所以，达赖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彭凯雷从媒体从业者的专业角度分析说。

　　“达赖能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彭凯雷讲了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对达赖的直接歪曲的一次反击：2008年“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之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巴平措说：“前几天达赖在回答记者会提问时说，西藏的群众、干部，包括党员，好像都心向着他。他甚至说不相信藏人，相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热地，一个叫向巴平措。他说，其实这两个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希望达赖为他们祈祷。”向巴平措在记者会上反问说，“我向他(达赖)可以公布一下，热地和向巴平措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人，要求他祈祷的。”

　　彭凯雷说，直到现在，人们没有听到达赖对向巴平措反问的任何回应，达赖要的是向西方媒体爆料，吸引记者对他的关注。

　　在彭凯雷看来，达赖对付媒体的一个手法，是把观点当新闻，在西方媒体对达赖的很多访谈中看不到新闻事实，而是达赖个人在不断发表观点，宣讲“教义”。

　　达赖抛给西方记者更大的料是与欧美政客的频繁接触。“西方领导人+达赖”，对西方记者来说无疑是猛料。而这些“拜访”活动的背后，是“藏独”分子在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活动。

　　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分别是达赖在美国和欧洲的代表。2007年10月18日，达赖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面。据美国媒体披露，此事能成，正是由于“甲日·洛迪走进一个又一个议员的办公室(拜票)”。

　　作为说客，甲日徘徊于国会山、白宫长达近20年。离美国国会山不远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甲日的办公地点，在华盛顿的杜邦环岛，它是“藏独”分子游说活动的总部。有位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称，甲日所在的“藏独”组织“是华盛顿最会钻营的游说机构之一”。据报道，这个组织与海外“藏独”势力关系密切，经常共同游说美国国会。据美国披露政界内幕的报纸《政客》报道，该组织的成员玛丽·贝斯·马基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关系颇深。佩洛西2008年3月21日在印度会见达赖，就是她在其中牵线搭桥。

　　达赖在欧洲活动时，格桑坚赞时常贴身相伴。格桑坚赞的英语、德语和法语都不错，因为达赖的外语水平一般，他就负责“提词”。据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之前，格桑坚赞就被吸收进了达赖集团设立在瑞士的“办事处”，后被召到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集团大本营，获得“提拔”，1999年出任达赖在欧盟的正式代表。

　　有节奏地制造事端

　　2009年的3月是不平静的，就在达赖频频作秀的同时，“藏独”分子也没闲着。据新华社记者报道：

　　2月25日，藏历新年的第一天，大约250名“藏独”支持者跑到了联合国总部大楼抗议，希望联合国介入“西藏事务”，向中国政府施压。“藏独”分子为达赖树立起象征性的神殿，摆上食物、蜡烛和“藏独”旗帜，上演了一场抗议秀；

　　2月24日，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得到情报说当晚有人要向领事部扔炸弹，次日凌晨，炸弹没有炸响，但使馆领事部的外墙上，出现了一些蓝色颜料涂上去的“藏独”标语。与此同时，在尼泊尔波热地区的四个难民社区，“藏青会”煽动民众举行抗议活动。2月27日，尼泊尔警方在加德满都等地抓捕了29名“藏独”分子，警方说，这些人企图在3月10日在尼泊尔进行反华活动。一名被捕者承认，他在一个星期前曾在印度与达赖会面；

　　2月26日早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藏青会”组织200多名流亡藏人从甘地墓地至印度国会大街展开了6公里的游行示威；

　　在欧洲，“藏独”分子则是大造文化攻势。德国“藏独”分子参加了德国各地的狂欢游行，将达赖肖像搬进花车，开进科隆狂欢节的游行队伍中……

　　这样，在接近“3·14”和达赖50年前出逃的日子，“藏独”分子频频发动事端，有了事件，就有了新闻，就可以登上“西方媒体”的版面，这是达赖“媒体手段”的一个环节。

　　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达赖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

　　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4月14日的一则报道披露了“藏独”分子自述他们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媒体注意的：在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的7年时间里，大批在西方国家的“藏独”组织迅速建立了一个“传播计划”。美国某“藏独”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旺楚夏格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们各个组织间的关联性很小，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能够说话的方式就是通过各个媒体了”。

　　另外一个“藏独”组织则每月举行会议，而其中“媒体训练”成为重点，其中包括“如何在短时间内吸引媒体”。该“藏独”组织协调员门多萨称：“媒体是传达我们观点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披露说，这些“藏独”组织还会定期举行各种示威活动的“训练营”，其目的就是为了用各种出位的方法赚取媒体的注意力。参加“训练营”的“藏独”分子会学习如何“组织抗议者”，如何“对付警察”，甚至还会学习“用绳子攀爬”和“街头游击战”这样的示威训练。

　　每次遇到重要事件、敏感年份，达赖就要借大事，为西方媒体“制造新闻”。据一则公开报道的统计，今年1月22日至2月23日，一个月中，“境外媒体的涉藏引文报道，共632篇，与去年同期的429篇相比增加近50%。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涉藏英文报道比去年增加了1倍多。”

　　包装自己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因此有意避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达赖总是示以“和蔼老人”的形象。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对藏人和对西方人是不同的。对藏人，他是以前的达赖喇嘛，严肃而直接地告诉藏人应该做什么。而对于西方人，他并不示以道德上高高在上，装模作样，而是表现得和蔼可亲，谈着自己对佛教实践的领悟。”达赖的表象，正是他的传播手段，也是他要刻意传达的信息。

　　彭凯雷表示，达赖经常表现得姿态非常低，他看重的是效果，达赖表现得和记者像老朋友一样，让记者觉得自己才是最了解达赖的，从而愿意多采访、报道他。“两会”期间，在向巴平措的记者会上，有境外记者在提问时说：“据我所知，达赖的设想是如果他返回西藏，要解散流亡政府，只做一个和尚。”这个记者这样发问，因为他觉得，达赖对他讲了心里话，所以是“据我所知”，不过，似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达赖想要的绝不是“只做一个和尚”。

　　杜永彬指出，达赖和流亡藏人与西方互动、影响西方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传媒，其中包括流亡藏人自己办的媒体和互联网，经常是他们打个电话了解到的道听途说，不加鉴别放在网站上，很多是虚假的新闻；第二种通过传媒影响西方人的方式，就是借助西方传媒，还有纽约的“西藏之家”，其创办人是美国两个著名的“藏独”分子，理查·基尔和罗伯特·瑟曼。

　　据现居住在德国的美国学者威廉·恩达尔撰文披露，达赖的《西藏时报》、“西藏多媒体中心”及“西藏人权民主中心”都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国家民主基金会”看似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但只不过是中情局秘密行动的延续，其首任主席魏因施泰因1991年便曾明言：“很多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中情局25年前秘密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