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研中心的一次调研

　　北京，北四环东路熙熙攘攘，路的北边是风格鲜明的西藏大厦，另一边有一个低调的小院。这里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8年底，中心科研处接到了一项调研任务。

　　此前一位党外人士曾向中共中央建议，藏区各界民众呼声很高，希望设立一个关于农奴解放的纪念日。该建议被批转至藏研中心进行调研论证。

　　“我们抓紧进行论证，专门开了讨论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告诉《环球》杂志，“当时参加研讨的不仅有藏研中心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具体的调研任务有两个内容：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是否有意义、选在哪一天比较合适。

　　拉巴平措介绍说，经过数番讨论，大家认为：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势力全面发动武装叛乱。自达赖叛逃以后，达赖集团每年都将其歪曲为所谓“抗暴起义纪念日”，并教唆进行干扰、分裂活动，近年来更是疯狂至极。“因此，设立农奴解放纪念日可以以正压邪。”

　　那么，纪念日设在哪一天呢？“我们确定了两个选择标准：要紧扣农奴解放这个中心，而且要有‘时效性’，”此次论证参与者、藏研中心的王小彬博士说，“于是，大家更倾向于3月28日，它更具象征意义，针对性更强。”因为，1959年的这一天，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真正翻身获得了解放，有了做人的尊严。

　　藏研中心的论证结束后，紧接着，西藏自治区开始讨论。

　　“当时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热烈讨论，说民主改革50年后，西藏现在有280万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为什么纪念的对象仅仅限于‘百万’？”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对《环球》杂志说，最后中央确定，因为1959年的时候农奴的人数是100万，所以命名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记住这个日子，就不会忘记达赖喇嘛统治时期那个政教合一的黑暗社会。

　　达赖集团的策略变化

　　1959年3月3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分裂势力鼓动下越过边境，随后便在印度提斯普尔让人代读和散发了一份《达赖喇嘛声明》，公开声言要搞“西藏独立”。

　　出逃后的达赖一直进行叛国活动，除了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还重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对中印边境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在1999年出版的《冷战孤儿》一书中，美国中情局前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纳斯披露，当时达赖集团甚至企图对西藏地区采用“游击战”。

　　1963年，有关机构进行了一次调研：由于四年来达赖在叛国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外继续煽动叛乱，如不在群众中予以揭露，则反革命分子、反动农奴主分子势必还要利用达赖的影响，进行破坏活动。调研报告建议，对达赖的叛国罪行，应加以揭露。6月14日，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再度活跃，不过其策略发生了变化。据披露，达赖有一个法律顾问，荷兰人，名为范·普拉赫，他给达赖出主意：达赖与中国相比力量太小了，如果能以弱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强硬地唱高调，就更容易求得西方的同情。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发表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15日，又在法国补充了所谓的“七点新建议”，由此，标榜不谋求独立的所谓“中间道路”正式成型。

　　“其实所谓的‘中间道路’仅仅是达赖集团的第一步。”巴桑顿珠告诉《环球》杂志，在一些场合，达赖集团的伪人民会议议长桑东明确说过，先实现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然后再谋求“西藏独立”。

　　就在“五点计划”发表6天之后，拉萨街头发生了1959年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3月，拉萨再次出现严重骚乱，中央果断采取措施。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达赖喇嘛又误判形势，遂绝口不提“中间道路”。不仅声称不与“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接触，而且还在巴黎预言，“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

　　然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局持续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于是，1993年后，达赖又开始转换了调门，重新提出要与中央政府接触，并不断在国际上窜访，乞求国际反华势力向中国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