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三年任期。他们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有人将他们比喻成新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再过三个月，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履职三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3月19日，本报记者特地探访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听这个地道的北京籍城里孩子，讲述在房山区做村官3年的酸甜苦辣以及对未来的忐忑不安。

　　从“去与不去”到“走与不走”

　　位于北京远郊的房山区东北部的青龙湖镇石梯村，因为京石高速路的贯通，与北京城区的车程一个半小时。毕业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吴琼现在是石梯村的村支书助理。

　　上午9时，走进石梯村，记者打听吴琼的住处。“我知道，跟我走吧！”村口的大婶很热情地带路。刚到村委会办公楼门口，大婶喊了一嗓子：“大学生，有客人来了。”只见一个穿套头帽衫、黑色牛仔裤的“小平头”跑了出来。他向记者伸出双手，用力一握：“我就是吴琼”。

　　吴琼的宿舍紧邻村支书的办公室，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单人床上被褥叠成了不太标准的“豆腐块”，两张简易桌子上除了一台电脑外，还堆满了文件及肥皂等生活用品。他与另外一名村官、来自浙江宁波的卢胜辉合住在这里。

　　吴琼今年25岁，家住木樨园，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一直都生活在城市中，所学的专业也是和农业毫不沾边的青年教育。2005年12月，吴琼在学校的告示栏里看到招聘“村官”的消息。经过了笔试、面试后，吴琼成为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你是北京人，又不要解决户口，考‘村官’干吗？”吴琼没有理会同学的疑问，还是兴高采烈地把考上“村官”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本以为父母会高兴，没想到他们的脸色却沉了下来。“妈妈告诉我，农村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绩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三年任期结束后还将重新择业。”母亲的话让吴琼有些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去还是不去在他心中反反复复了许多次。“那时候，薪水是多少不知道，当支书助理和主任助理究竟要干啥也不清楚。”吴琼把选工作比成找女朋友,“可以不找，但是不能让自己腻歪。”三天后，他满脸笑容地“出关”了。“我打算试试。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基层工作，还可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实现我自己做CEO的梦想。”

　　3年后，母亲的话得到了应验，当了三年“村官”的吴琼果然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每次周末回家，母亲唠叨的话题不再是抓紧找女朋友，而是变成“想找工作还是留下？”吴琼的回答总是“让我再想想。”然后便低头不语，逃到自己的小屋，戴上耳机把音乐声调到最大。“每次回家都要问我是走还是留，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呢。”

　　当初不知农村 现在害怕社会

　　将近12点，吴琼开始忙活午饭，一旁的卢胜辉还没等第二个菜上桌，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吃起来。三年前，吴琼连炒鸡蛋都不会，“现在做10个菜没问题，红烧肉最拿手了。”

　　招商引资、创建工厂、发展商业……几乎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宏伟理想上任的。“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我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实际上就是从身边的琐碎小事做起的。”吴琼刚到村里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只能做些沏茶倒水、接待客人、打印文件之类的事情。“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静下心来学习和调研。”

　　吴琼坦言他不喜欢“村官”这个称呼，“我们不是官，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官。我在这儿啥活儿都管，民调治保、招商、写工作报告，甚至连计生都要管。”吴琼还记得第一次敲开村民家门送计划生育宣传册时的尴尬，他低着头把宣传册塞给村民后，只是笑笑便匆忙离开。吴琼说，大到村子的建设、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小到婆媳关系、邻里纠纷、民生民情都需要了解，“有的时候村民家的猪丢了，都会来找村干部。”

　　石梯村是一个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子，却因盛产核桃而远近闻名。去年，石梯村要在一块近72亩的梯形山坡上种满核桃树，“每天都在计算，这么大的面积能种多少棵树，要用多少费用。”吴琼和村支书拉着20米长的皮尺，边量边记。现在，核桃林已初具规模。

　　“这孩子真不赖，干活儿还负责任，村里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们。”石梯村村民翟士德没事就喜欢到吴琼这边来坐坐，接受点“新东西”。三年时间，吴琼的“村官”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在村里下户时，他总能听见村民热情地招呼“大学生来了啊！”吴琼感慨地总结：“在农村生活了3年，生活的圈子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却害怕会很不适应城市生活。”

　　记得今年春节初四那天同学聚会，与身居城市的其他同学鲜艳另类的服装相比，整天钻核桃林的吴琼外表显得“土”了些。同学们七嘴八舌开始点菜，吴琼起身伸出右手说：“大家静一静，我对点菜有三点建议。”此言一出，同学们扔下菜谱纷纷转头对着吴琼大喊：“你太官味十足了！”十几人围在一张大桌前，讨论着网游，吴琼插不上一句。“开吃前，他们集体鼓掌说‘请吴书记发表祝酒词’。”吴琼摇头苦笑着，“其实我可能只是比其他同学多了些总结归纳的能力。但不到3年，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他们的变化了。”

　　续约最保险 边找工作边充电

　　3月20日早上7点半，吴琼背着书包，抓着从公交站旁小摊上买来的早点，急匆匆跑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第一阶梯教室。进门后，吴琼直奔第一排，趁着上课前的一点工夫，左手拿着豆浆，右手压住课本，抓紧预习新课内容。

　　9点，天阴沉沉的，满满当当的100多人，窒息得让人恍恍惚惚的。课堂上有的同学已经昏昏欲睡，而吴琼手中的圆珠笔仍在笔记本上发出“刷刷”的响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睡觉，现在这些孩子和我以前一样，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想要什么。”吴琼开始用“孩子”这个词来形容“85”后的学生。

　　每到周末，吴琼都要坐车3个小时往返于首师大，“在那儿考了专升本的法律专业，给自己充充电，以便在找工作时不落下风。”据悉，在青龙湖镇的18名“村官”，大部分都像吴琼一样来回奔波于英语与政治等不同补习班之间。

　　吴琼做CEO的梦想恐怕要推迟了，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报纸上一个又一个破产、倒闭和就业难的话题让他越来越郁闷。“现在的企业都纷纷裁员，我能到哪儿找工作呢？”闲下来的日子，吴琼开始动手制作简历，“村官”经历成为简历中着墨最重的一部分。“当村官能得到实践的锻炼，但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的。目前我们只能在等待中寻找机会。如果有专门面向‘村官’的专场招聘会该多好！”

　　除此之外，考研、考公务员和续签，三条出路摆在“村官”面前，“虽然考研和考公务员会优先考虑，但是很少有人在离开学校三年之后还能重新考回去，到底选哪条出路谁都说不清。大部分‘村官’还是准备考取国家公务员或是找工作，同时也都抱着续约一年的准备。目前的就业形势下，续约可能是最稳妥的。”

　　吴琼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这些工资由财政统一补贴，另外村里包住，还有一辆他戏称“专车”的二八自行车。“一般村干部的工资比大学生‘村官’要低500元到1000元，我们这个收入和他们相比也不算低了。”卢胜辉说：“我们在村里，平时基本上也花不到什么钱，这个工作还能解决北京户口，我觉着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赵喜斌)

　　调查雷达 今后5年10万大学生将当村官

　　大学生“村官”似乎是近几年才冒出的新生事物，其实，1995年江苏省就首次选派“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走向广阔的农村。

　　到2004年，浙江、河南、广州等10个省市相继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6年2月，中组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

　　截至2008年,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到8600名。中组部等部门从去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和“村官”两个以前不搭界的名词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