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撤职官员复出，瓮安撤职官员也复出，复职原因语焉不详，复职形式多样却不清晰。面对公众质疑，问题官员复出，该怎样让程序公开透明？问责风暴愈演愈烈，公众叫好之后又心存疑虑，各地出台领导问责办法，标准不统一，面对地方法规的差异，又该有怎样统一明细的法律依据？《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在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人家早在去年就已经复出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副县长最近也被曝光说，人家早就另有任用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消息，媒体当然又是一痛口诛笔伐，虽然说这已经早就成了一种惯例。但人们的考虑是，到底是公众的情绪过于敏感，以至做出了过激的反应，还是说有关部门实在是太爱财了，还是说问责制本身就是需要有完善的地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听听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王锡锌(特邀观察员)：

　　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应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对于被问责的官员，给予他一个复出的机会，这体现了制度的理性，但我们现在需要问的问题是官员的复出需要有哪些条件，需要有哪些正当的理由，又需要有哪些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么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

　　主持人：

　　那我们就通过几个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来看看各方面对此问题的争议。

　　解说：

　　本周以来，接连两则问题官员再次复出的消息，成了各大媒体报道和关注的焦点。

　　今天《中青报》等媒体发表评论指出，带病官员在事件后迅速违规复出的情况屡屡出现，充分说明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相关部门对于那些违规决策的官员责任追究不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官员问责制度的讨论也随之热烈起来，媒体也在总结和反思着官员免职、复职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舆论看来，2003年非典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问责制的启动被认为是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而2008年被有的媒体称之为“官员问责年”，从9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因为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失去原有职务。而进入10月，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的报道，重新刺激了公众刚刚冷却下来的神经。

　　尽管问责风暴在去年可以说是持续发力，但还是有专家站出来泼了冷水，表示一直以来，我国的问责体系还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甚至带来丢卒保车的问责秀、假问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