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疑遭刑讯逼供致死案，事发公安局负责刑侦的纪委书记已被刑拘，县政府和徐家签订协议支付了12万元丧葬、抚恤费，徐梗荣的父母和奶奶终身享受当地最高标准低保。

　　低保作为国家救助，应按规定向生活有困难的特定对象给付，怎么可以作为一项“对价”来息事宁人？这是慷了纳税人之慨，解了政府的麻烦。当然你可以说是“人性化操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属于国家赔偿，更像是民事交易主体间的“讨价还价”，或者叫“国家私了”。

　　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以国家机关的“违法侵害”为前提，应当由受害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就是先前的侵害机关)确认自身“违法”后，先行垫付，再向财政部门申请划拨。

　　但事实是，很多时候一些地方既不走法定的程序，也不向财政“报账”，而是用单位的办公经费、单位资金等“私了”。沈阳市财政局从2004年到去年，仅支出过两起国家赔偿案件的费用。重庆市级财政一直没在预算中列“国家赔偿”科目，因为申请核拨赔偿费用的金额也很小，没必要专门做预算。《国家赔偿法》俨然被架空，难怪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说，国家赔偿“私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选择“私了”，赔偿义务机关自然是为了规避问责，“私了”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避免影响扩散，特别是在现在网络舆情汹汹的情况下。

　　而受害方选择“私了”也是无奈，现行《国家赔偿法》程序复杂，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让受害方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该法规定：只有警察的直接殴打或者唆使他人殴打，才适用国家赔偿，并不包括被“狱霸”殴打致死。2001年贾小兵在北京西城看守所被同监室8人殴打致死，其父将西城公安分局告上法院索赔91万元，虽然有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在法理上力挺，法院还是“严格”适用《国家赔偿法》，驳回了贾父的诉请。据报道在打官司之前，警方曾表示愿意赔偿35万元，前提条件是不起诉。即使到了诉讼阶段，警方仍向法院表示，可以为其监管失职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但不能是国家赔偿。这个案例大概可以给那些像秋菊一样非得“要个说法”的人足够的启发——还是“国家私了”的好。

　　“躲猫猫”事件中，警方支付35万元作为赔偿，其实“依法”并不用赔偿，难怪李荞明的父亲反复感谢媒体、网民的支持。北京贾小兵的父亲今天看到这个案子，会后悔当年自己的执著，还是感叹国家的进步？

　　“国家私了”一笔账算下来，是多赢——受害人多拿了赔偿，责任单位躲避了问责。当然也是有危害的——掩盖了真相，留下了隐患，国家机关少了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3年前与李荞明同一监室的“突然死亡者”李某，警方给了3万元“安埋费”了事。如果当时没有“私了”，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躲猫猫”的冤魂了。国家私了，何时能了！？(上海 沈彬)

　　第二视点：纪委书记分管刑侦分明牛头不对马嘴

　　而本案中最让人关注的还在于，涉嫌玩忽职守的是该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纪委书记。公安局的纪委书记具体分管刑侦破案工作，真是牛头不对马嘴，让人匪夷所思。须知《党内监督条例》等等任何一个相关的条例里，也找不到公安局纪委书记可具体分管刑侦工作这一条。

　　公安局纪委书记具体分管刑侦，表面上似乎只是机关内部官员组织分工配置违规违纪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官员公权力分配私人利益化潜规则的躁动与嚣张。郴州市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疯狂敛财上亿元，就是利用他分管采矿证办理的职务便利，挥舞纪委书记手中“双规”的权鞭，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干部提拔调动等无恶不作，为所欲为。

　　纪委书记分管权力的错位，使监督形同虚设，后果危害严重，教训深刻。丹凤县公安局纪委书记分管刑侦违法乱纪问题，绝非一起孤例，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广东 周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