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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都大冶，被称作“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是全国六大铜矿基地之一、十大铁矿之一、硅灰石储量世界第一。而如今，与它紧密相连的是———资源枯竭。它与它的上级市黄石，先后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

　　依赖矿产资源而发展的大冶和黄石，转型势在必行。但如何处理好资源枯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让经济发展、让民生得到保障，都在考验着这个城市。

　　【前言】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再次引起人们对资源型城市命运的关注。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我国大概有118个资源城市，它们不同程度面临资源枯竭问题。

　　当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倒塌，当单一的经济结构链条断裂，仅仅依靠资源承载的城市将何去何从？

　　尽管中央政府承诺给予这些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但积重难返的环保负债，经济衰退、发展减缓、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下降等问题无法根本解决。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探究资源枯竭城市成因，调查民生现状和困惑，展望这些城市的转型试验。

　　午后，一阵小雨突袭，让菜贩子叶松山十分懊恼，“今天的菜又卖不完了”。

　　3月11日，大冶市铜录山脚下石家湾村，叶松山慨叹，去年一天卖两百，今年变成一百了。

　　40岁的叶松山，从前种地，后来地被矿占了，他成了矿工。后来矿挖空了，他又去市区找工作，年龄大了又无技能，工厂都不要他。

　　去年，他买了辆旧摩托车贩菜，却又感觉矿区人越来越少，菜越来越难卖，

　　今年，他想去外地打工，赶上金融风暴，工作不好找。

　　这个3月，他还是骑着旧摩托车卖菜卖水果。从市区批发，然后拉到各个矿区村落去卖，“做些小买卖糊口”。

　　因矿消失的乡镇

　　因矿产枯竭人口锐减，铜录山镇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一个星期前，叶松山看黄石电视台，听到市长说，黄石成了“资源枯竭”城市。

　　他对于“资源枯竭”的理解是，“矿挖光了”。去年大冶被公布“资源枯竭”时，他就想，“以后怎么办呢？”

　　叶松山早知道矿快挖光了，外地矿工陆续离开，地面塌陷而房屋龟裂，许多人从矿区搬走，村子早就成了荒村，由穷人和老人守着。

　　大冶石家湾村，离大冶最大的露天铜矿铜录山铜矿和三鑫金矿很近，一度很繁荣，现在只有一些外地矿工租住，本地人基本不在村里了。

　　43岁的湖北人高法宝租住在此，2007年他跟着村里包工头到了三鑫金矿。每月一千多元，他说去年下半年后一直没发。他听矿领导说，顶多十年，三鑫矿产就该挖完了。

　　高法宝准备离开大冶，回家搞养殖去。

　　三鑫金矿附近，铜录山铜矿已濒临停产，矿上职工由鼎盛时的1万多人，只剩了两千多，依矿而建的铜录山镇，因矿产枯竭人口锐减，2002年已被市里撤销了行政区划，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因矿产枯竭而在行政地图上消失的，还有铜山口镇、龙角山镇。它们曾都是大冶显赫一时的矿产集中区。

　　矿区的人减少，叶松山觉得菜不好卖，钱不好赚。

　　曾经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一把镐一个筐，一晚上偷的矿石，能卖几百上千元

　　40岁的叶松山，和他的乡亲，也曾有过“美好时光”，那时“钱来得太容易了”。

　　叶松山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都是国家在采矿。而90年代初，矿产价格暴涨，村民们发现，他们守着的山，原来漫山遍野都是“金子”。

　　“有本钱的，跟村干部或镇里搞好关系，自己开矿，一年赚个几百万很正常；没本钱的，到山上去偷采。”叶松山认为，当地贫富分化，是从那时开始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那时村里男女老少，晚上都到山上偷矿。一把镐一个筐，一晚上能采数百斤矿石，卖几百上千元。

　　“晚上去偷，白天就将偷来的矿石卖到矿上。”叶松山称，他了解的情况，大冶的乡民几乎没有不偷矿石的。

　　目前做矿老板的黄青云，当初曾是偷矿大军成员之一。

　　他说那时候很多小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背个筐上山，一晚上采200多块钱的矿石，“上学有什么用呢？”

　　31岁的黄青云就小学没毕业。在大冶矿区，30岁上下的人，大多数是小学没毕业的，“反正山上随便搞一点，就够全年花销的”。

　　2004年，黄青云从镇里承包了一口即将关停的小铁矿，“与镇干部搞好关系，能拿下矿继续开采”。他称他给干部送“干股”。雇了不到10名矿工的小铁矿，他说两个月赚到了40万元。

　　不过，在叶松山看来，乡民挖到了钱，环境却也被挖坏了。

　　他说，1980年“到处都是湖泊，可以养殖，水稻是一年两季。”当时一口人有3分耕地。而到了1995年，叶松山所在的叶家湾村，人均耕地变成了一分，而水也污染没法养殖了。他不得不去做矿工。

　　“聚宝盆”里的“流水”

　　开采无序和无度，当时政府对生态环境、经济结构协调，则几无考虑

　　是矿就有挖光的一天，不过，叶松山跟其他村民一样，至今也还在寻找答案，“不挖矿了，我们怎么活？”

　　从历史记载看，早在商周时期，大冶的铜录山就被开采了。到了宋代，因“大兴炉冶”，该县得名“大冶”。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大规模在大冶冶炼钢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投资建设了大冶钢厂、大冶铁矿、铜录山铜矿等二十多个重点工矿项目。1950年大冶的上级城市黄石，被设为省辖城市，与武汉一起成为当时湖北仅有的两个省辖市。1970年，大冶铁矿年产量600多万吨，被称为“武钢粮仓”。

　　那个时期，毛泽东、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十多次到大冶和黄石视察。

　　“当时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大冶，支持国家的工矿产业。作为黄石人、大冶人，当时非常自豪。”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原发改委主任程德新说。

　　他记得1975年被黄石矿务局推荐到焦作矿业学院学习，同学听说他在大冶工作，“都非常羡慕”。

　　当时令程德新骄傲的，还有每月27元的工资，他称当时学校能请客的人只他一个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为发展基础工业，中央提出资源开发“有水快流”，鼓励矿业开采。这种背景下，黄石矿产的开采规模更大了，一派“全民采矿”盛况。

　　因矿而聚拢的人们，形成村落，继而许多镇诞生了。

　　资料显示，鼎盛时期，大冶境内有矿山500多家，采矿大军10万人。而每9个大冶人中，就有1人从事采矿业。

　　程德新回忆，当时去大冶考察，前段时间看见还是一座山，几个月后再去就成了百米深坑。

　　“国家在开采，民间在开采，各个部门也在开采，却没有统筹规划。”在程德新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采无序而过度。政府重视工矿生产，对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协调，甚至矿产的深加工和综合回收，都几无考虑。

　　根据大冶市委市政府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大冶累计向国家提供铁矿石1.74亿吨、铜矿石1.3亿吨，贡献利税130亿元。整个黄石则累计上缴利税270亿元，累计贡献3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同期投入的6倍。

　　大冶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北“十强县市”，黄石则被称为“黄老二”———经济全省第二的位置。

　　资源产业成为黄石和大冶完全的支柱。直到2008年，大冶市公开的数据显示，大冶工业经济总量的70%、税收的60%，来源于资源产业。而黄石发改委的资料显示，黄石采掘业及初级产品加工业，占到工业总量的近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