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借助内参的“通天管道”，新华社记者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生死存亡之际，直接上书中央，并迅速获得了高层批示。内参——这种特殊的新闻报道，因此深度介入历史进程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83年1月25日清晨，中关村88楼——这幢曾经住过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中科院宿舍楼的楼道里乱哄哄的。

　　中科院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住在103室。那天早上，他突然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了，有人在门外喊：“快打开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肯定了他们与陈春先共同探索的新路子。等纪世瀛冲出来，新闻已经播完了。大家谁都不知道这则新闻的来头儿，但在那一刻，中关村的命运被改写了。

　　这一切转机，都缘于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棠写的一篇内参，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文章开头，中关村的远大前程已在富有时代特色的表述中初见端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共产党员)，从1980年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科技成果和知识向附近地方扩散的试验，近两年来，这个试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开始在北京海淀区出现。”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份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机密级内参，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

　　作为“党的耳目喉舌”，采写内参是新华社记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内容涉及当时拿不准或不宜公开报道的领域，比如重要动态、敏感问题和重要建议等。内参有一定的格式，例如《国内动态清样》，纸张大小为16开，要求内容简明扼要，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

　　在潘善棠记忆里，他写内参最多的年份是从1980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社会思想变化很激烈，几乎每位记者每年都会有一两篇内参得到政治局常委的批示。而最初，全中国有资格看到《清样》的人约在100人左右，直到1989年，《国内动态清样》的阅读范围才扩大到省部级。

　　高级别的读者群决定了这篇内参的特殊效果，何况其结尾处倾向鲜明：“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就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威胁着旧体制的幽灵”

　　1979年，陈春先访问美国，有机会访问了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及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次访问让他眼界大开。1980年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等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挂在了北京市科协底下。

　　从此，中关村出现了一支“科技游击队”，他们白天正常在科研单位上班，一到傍晚就活跃起来，依靠科技咨询酌情收取服务费用。有盈余后，除了津贴，他们甚至开始给自己发放奖金，每人有1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刺激了很多人。这样的离经叛道在中科院掀起了轩然大波。纪世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形容，他们“成为中关村一支威胁着旧体制的幽灵”。一种较为普遍的舆论指责陈春先们“不务正业”“扰乱科研秩序”“腐蚀科技干部”。

　　而最严重的指控则是质疑服务部的账目。“查经济问题，五块钱、七块钱，查了个底朝天。”昔日的北京市科协技术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与这批创业者们心灵相通，不仅作为最高级别的主管领导参加了技术服务部的成立大会，还一直尽心尽力扶助这个襁褓中的新生事物，为这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民办机构盖公章，帮助其开设单位账户，因而被纪世瀛称作是“开明婆婆”。而如今，服务部在巨大的压力下人心涣散，领过津贴的服务部专家纷纷前来退钱，以示清白，有的不容分说放下钱就走，有的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服务部眼看要垮台了，赵绮秋着急上火，找过不少领导汇报，还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请求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但是北京市科协当时是一个群众团体，而中科院则属于中央级单位，按纪世瀛的说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赵绮秋急得生病了，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主管采编业务。丈夫问她怎么回事？赵绮秋诉说了困难，周鸿书建议写份内参试试。赵绮秋此前在《北京日报》等单位做了17年的记者，深知内参的特殊作用，她对记者说，“当时没辙了，北京市科协够不着中科院，该做的都做了。”根据赵绮秋的回忆，周鸿书在发稿前还向她详细询问了有关“技术扩散”的背景。纪世瀛则在《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一文里记述：“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和我。周鸿书还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内参写作的另一个缘起

　　但根据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棠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回忆，这并非是一项被指派的任务，他在采写这篇内参前已经听过陈春先的名字。1982年12月4日至11日，潘善棠参加了北京市技术改造工作会议，在参加分组讨论会时，中科院计划局的一位负责人发言说：“科学院物理所一室(等离子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带了几个科技人员，偷偷摸摸地把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拿到海淀区推广应用，搞什么新技术扩散试验，所里很有意见。所里反映说，他把所里的科研工作都给搞乱了。”潘善棠对此印象深刻，他想，什么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够把一个科研所的工作都搞乱？

　　几天后，1982年12月17日，潘善棠在北京市科技界在新侨饭店举办的迎春联谊会上，再次听到人们议论陈春先，而且一提到他的名字时，声音一下子就压低了，说是有的科技人员受到企业邀请，把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先进技术拿到工矿企业去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却被单位以把科学技术扩散到外单位、造成科技泄密等种种理由进行审查，陈春先就是其中一个。

　　潘善棠回忆，恰好陈春先当时也到会了，经人引见，潘善棠第一次见到了陈春先。作为多年跑工业的记者，潘善棠多年在工矿企业采访，深知我国工矿企业生产技术落后，急需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他预感到这会是一条轰动科技界的好新闻，还可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便立即留下了陈春先的电话，约定进一步采访。考虑到自己不是科技记者，怕有“越位”之嫌，而且他曾给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办公室打过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他，陈春先不能采访，他严重泄密，新华社记者要写他，后果自负。潘善棠说，“采访自始至终都是十分秘密的。”稿子写出来后，他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刊出，供中央领导参考，这可以避免与中科院物理所领导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当年的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业已故去，这段历史究竟是在哪个节点发生了重合，已无从求证。但无论是赵绮秋、周鸿书还是潘善棠，都最早认可了陈春先领导的新试验，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关村。

　　潘善棠的内参于1983年1月6日刊出，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就作了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科协要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定。”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包括《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新闻单位纷纷跟进。纪世瀛形容像被包围的部队看见了援军：“天大的喜讯来自中南海！”一批批深宅大院里的科技人员随之“下海”创业，中关村很快出现了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步形成。

　　第二份内参：引发“中南海”行动

　　1987年，中关村面临着又一轮风暴。1986年上半年，全国清理整顿公司，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北京新兴起来的民办科技企业骤然锐减。据纪世瀛介绍，当时有人向中央告状，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骗子一条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在观念之战与主义之争的激流中沉浮，‘白眼’和‘红眼’汇聚起来的漩涡，时刻高悬在这条街的头上。”中国青年报记者杜涌涛等在《电子一条街的述说》中描述道。

　　1987年，中关村又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8月5日，美联社报道了这条街，称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硅谷’”，认为这条街现在的情况“十分类似美国硅谷的初创阶段”。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夏俊生因而受命，采写一篇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就的报道，作为庆祝国庆38周年的重点成就稿。

　　赵绮秋和夏俊生是老邻居，关系很熟，她介绍了民办科技企业的大量情况，还提供了很多联系人电话。夏俊生走访了大量的中关村企业，还包括相关机构，比如海淀区税务局、北京科技管理研究中心、中科院新技术开发局等。

　　任务圆满完成，但此时夏俊生对中关村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写作冲动，他一口气写了5篇调查报告。夏俊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年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怎样加快新技术革命？是否搞一个类似深圳特区的技术产业特区？对民办科技企业怎么看？对科技人员流动怎么看？对下海科技人员的收入怎么看？这些话题在当年都是相当敏感的，直接关系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987年11月30日起，由夏俊生撰写的调查报告开始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131期刊出，共刊发了4篇，每天两篇，连续刊载。而当时，《国内动态清样》每天刊发的报道不过10篇。

　　这组重磅级的调查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87年12月22日下午，当时的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让工作人员找到夏俊生，夏俊生这才知道，中央领导阅读仔细，并在不少句子下面画了道道，写了旁批。

　　时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科技组负责人的于维栋在《中关村科技园的决策过程》一文中记述：“中央领导阅读仔细并且划了加重号或写了旁批。例如，在‘这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不仅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而且把中国科学院积压多年的科研成果变为实用技术投向市场’下面画了加重号。在报道中提到的‘中关村地区有4.5万多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旁边批注‘直接参加企业工作的有多少？’对‘建议国家对个体、集体、全民科技企业通盘考虑，研究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以促进我国技术产业的发展’‘民办官助型’‘民办科技企业最大的意见是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和国家科技项目’‘公司的财产到底归谁所有？’等句子的下面，画了加重记号。”

　　1987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及海淀区政府等7部门20多人组成了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而研读夏俊生的报道成为调查组成员初始工作之一。中关村不久便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时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科技组负责人的于维栋受命担任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他曾在《中关村科技园的决策过程》中回溯了这段历史：“中国首家国家级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国务院在1988年5月10日批准建立的。国务院又是根据1988年3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批准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做出的。而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又是由新华社的报道引起的。”

　　“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做了适当的事情；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做了关键的事情。”曾担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的纪世瀛，这样评价这两份内参对于中关村的意义。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份内参，当初的服务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中关村的“革命”，保守估计，也要被推迟5年；而第二份内参，则坚定了中央支持中关村的决心。夏俊生则总结，自从“内参”刊发后，是否走中关村道路就再也没人争议了。 ★

　　(本文参考了《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大事记1980-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