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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资本下乡，还是工业集中，其中要义，都是带给了农民新的机会。而过去农村和农民的贫穷，其根本原因，正是缺少机会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成都)

　　常年在东莞打工的杨秀括，这次回家惊讶地发现，家乡正经历着一些变化。

　　2005年之前，他要把家里的耕地找个人种，不收租金不说，还要一年倒贴几百块钱，以备接手的人交“皇粮国税”。

　　2005年，他所在的成都市金堂县取消了农业税，“贴钱找人种地”的日子宣告结束。春节时，幺叔提着一大包东西过来串门，顺便提及继续代耕一事。

　　同一年，他从村委会领到一个存折，村干部告诉他，国家每年会往这个折子里打进一些钱，作为农民种粮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对于杨秀括来说，土地第一次“扭亏为盈”。

　　现在，他听说土地又要涨价了。周围乡镇的一些村庄，据说已经从城里引进来一些有钱人。这些老板要大量承包农民的土地，农民不仅能拿到的租金，还能像在城里一样打工。

　　老板下乡

　　牛晋渝，54岁，成都牛公司总经理，就是“传说”中的这种老板。

　　2006年初，在花椒油生产中尝到甜头的牛晋渝正在琢磨：在哪儿能找到一块地，种些花椒，以给日渐红火的花椒油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他相中了距离自己的工厂不远的栖贤乡向前村。

　　当时，该村响应成都市“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号召，已将村里不宜耕种的两块总面积达1100多亩的山坡地整理完毕。其中一块300多亩，一块800多亩。

　　2003年，成都市开始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很多区县都建立了每月通报制度，对各乡镇土地流转的数量进行排名。距金堂县城不远的栖贤乡，在这项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牛晋渝找到村上，表示了对其中一块300多亩土地的承包之意。但相关人员告诉他，该地块早已名花有主，业主(当地对承租者的一种叫法)是金堂县当时着力引进的一位外地商人。

　　从金堂县物价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海后，牛晋渝在生意场上已经摸爬滚打了10多年。起初做贸易、做车行，稍有积蓄后开始做实业。1999年办抄手(即馄饨)连锁店，经营4年后风生水起，于是将品牌交由别人管理，自己则转建工厂，生产辣椒油、花椒油和豆瓣酱。现在这些产品行情看好，他又将视线投向农业基地，大面积种植花椒，同时插种辣椒和其他短季农作物。

　　没想到，承包土地一事，竟在半年之后出现了转机。那个外地商人主动找上门来，希望牛晋渝接手自己尚未到期的那300多亩土地。

　　到了2008年年初，另外一块800多亩的土地也出现了问题。原来的业主眼见获利无望，临阵脱逃，租金一文未付。受害的农民一怒之下，把路给封了。

　　在选择业主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面临两难。一方面，他们希望找高端合作者，以便让土地的规模经营效益得到最好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合作者少之又少，且大都留在了发展潜力更大的近郊。

　　在土地流转数量指标的无形压力下，这些合作者一开始就注定是鱼龙混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合同未满中途撂挑子的事情并不稀罕。并且，有的人并非抱有真诚的合作目的，而是盯上了这碗闻着香喷喷的“政策饭”。

　　无奈之下，政府找到牛晋渝，希望他把800亩的那块地也给接下来。一开始，牛晋渝拒绝了。后来县领导承诺，去年8月底之前，向他提供800万元的贷款，到去年年底，向他提供总额不低于1000万元的贷款。牛晋渝这才答应把这块地也“吃”进来。

　　但到了去年年底，这笔钱最终没有到位。牛晋渝要求退回这800亩土地。县政府再次向他承诺，提供50万元的价格调节基金和700万元贷款。在2月26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牛晋渝说，这笔钱县农业投资公司已经批准，只差成都市农投公司的一纸批文。

　　为了填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成都市专门成立了农业投资公司，以这种方式实现政府的投入。但在有些业主拿到贷款后屡屡中途退出的背景下，政府在这方面的资金扶持变得越来越谨慎。

　　投入的形式，除了贷款给业主，还有一个著名的模式，叫“汤营模式”。

　　2005年，汤营村经过土地整理，共集中了1060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农户土地入股1000亩，集体新增土地入股60亩，入股土地每亩每年保底收入800斤黄谷。邛崃市国有独资企业“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作为风险投入，入股“汤营农业有限公司”。

　　为了保证股东利益，该公司规定，公司经营利润的一半作为生产发展资金，另一半作为分红资金(兴农公司与村民和村集体按照五五分成，农户与村集体按股分红)。兴农公司不拿走红利，该红利留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待资金壮大到一定的程度后，村集体经济组织用该笔资金回购兴农公司投资的风险股金(原则上等额回购)，作为村集体股。

　　2006年，汤营村试点一年之后，汤营农业公司的资产由经营初期的221.35万元增长为269.85元，创利48.5万元。

　　一半的入股农户，每年的收入就分为三部分：一是保底的收入，每亩土地是800斤黄谷；二是每亩务工收入1000多元；三是入股分红。这样加起来，以2006年计，汤营村村民每亩平均收入1930元，与传统农业每亩每年只有500元的纯收入相比，增收了1430元。

　　农民的逻辑

　　牛公司的到来，为36岁的邹仲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另一个是就业。

　　她家的6亩山丘地，由于耕种难度很大，原来一直撂荒。后来经过整理，租给了牛公司。根据合同，每亩的价格大多在五六百元左右。每年的6月30日，邹仲英就能收到一笔3000多元的土地租金。

　　对杨秀括来说，土地租金简直就是飞来横财。从初中毕业开始算起，他已经十七八年没有种过地了，家里的地都是免费交给别人代耕。他一直认为，即便是不收一分钱交给别人种，也比自己种更划算。就是从外地回来收一趟庄稼，成本也远远高于地里的收成。

　　即便是在那些无力外出的留守老人眼里，租给老板种也比自己种划算。邛崃市油渣乡马岩村60多岁的老人付定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总共9分耕地，一季稻子一季玉米算下来，按照一般的市场行情，一年的收成也就1000元多一点，但光生产资料的投入就要六七百元，收益远远比不上租出去所能获得的500多元的租金。

　　这还没有算上人力成本。马岩村的一位农民说，长期以来，农民种地就是“义务干活”。但有了打工的经历后，农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劳力放在地里能挣多少钱，放到城里又能值多少钱？“算清楚这笔账以后，农民就再也不愿意种这个地了。”老板进村以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对比：自己种地能挣多少钱，租给老板又能挣多少钱？

　　付定银就做过这样的对比。他把9分地一半留作自己耕种，一半租给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种植竹子。农忙时他就在自己的地里忙活，闲时就到集体经济组织找些活干。随着“三个集中”在成都郊区的逐步推开，在村里找活干正变得越来越容易。石岩村除了一个竹业合作社，还有一个蔬菜大棚，还有一些养鸡专业户，这样零零散散地打零工下来，一个月平均也有三四百元的收入。而自己辛勤耕耘的那块土地，一年下来的利润总共才不过几百块钱。

　　当然，能够轻易找到活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打工，村里对这些机会缺乏真正的竞争。

　　邹仲英到牛公司后没多久，就从一个普通的工人，被提升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工资也从以前的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一千多一点。牛与村里签订了20年的租地合同，而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解决了20年的就业问题。

　　她说，那时候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可以拿着自己的耕保基金去养老了。耕保基金是成都市政府2008年出台的一个举措，即以对农民补贴的形式，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补贴的标准是一等地每亩400元，二等地每亩300元。

　　这些补贴，农民并不能每年提取，男的要等到60岁、女的要等到55岁，在政府核实过其土地确实没被破坏后，一次性地发给农民。不过，到农民手里的只有上述金额的90%，另外10%则被用作农业保险的补贴。

　　但农民也发现，这些收益的计算中间，漏掉了一些可能的风险，比如有可能收不到租金。牛晋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牛公司一样，很多业主正在承受来自租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支出的比例，一半都占业主总支出的50%以上。有些并无多大经济实力的业主，本希望借助土地的产出来偿付地租，在产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就会拍屁股走人。

　　人员的工资也不是没有风险。它是业主的第二项大的支出。牛晋渝说，在牛公司的支出构成中，人员工资的占比达20%还多。由于农产品的周期较长，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业主都尽量避免先期的大量投入，在人力成本上是能减则减。本刊记者在金堂县调查发现，常年用工在10人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在该县并不多见，大多数项目以季节性的临时用工为主。

　　园区上岗

　　“三个集中”还产生另外一个就业渠道——工业园区。

　　在年前返乡之前，杨秀括已在东莞待了将近15年。这15年，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毛头小伙，熬成了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

　　不久前，一个朋友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现在家附近也有很多工厂，不如回来。

　　此时，发端于太平洋对岸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蚕食了“世界工厂”东莞的大量订单。杨秀括所在的鞋厂，原来一个月只休两天，现在一个星期休两天。杨秀括原来的收入有2000元左右，到离开东莞前，已经缩水了一半。

　　而此时的金堂，已经承接了从成都市武侯区迁移出来的一些鞋厂。这些鞋厂和一些轻纺和建材企业一起，组成了金堂县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都市纺织制鞋工业园区。截至2008年底，该园区已经引进项目154个，总投资达91亿元。

　　年前，杨秀括顺利通过了当地一家鞋底生产企业——成都昆泰实业公司的面试，并在年后正式上班。他告诉本刊记者，每个月保底工资1200元，订单多时还能多拿。

　　他感觉很知足。收入虽然比起生意红火时东莞要低一些，但如果刨去房租、吃饭以及在外地生活难免要发生的费用，剩下来的收入其实差不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家里干活，“感觉安全多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在浙江打工的堂哥，他老婆也从东莞赶回来，一起进了这个厂。

　　金堂县委书记杨林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金堂的农民工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往年年关，农民工返乡的数量一般只有1万多一点，今年则暴增到5万多人。金堂县劳动局向本刊提供的截至2月17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5万多返乡的农民工中，已有2.5万人重新返回打工地，另外的2.5万人中，2.2万人尚在观望，剩下的3000人，则已在金堂县内实现就业。

　　这3000个在金堂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园区企业。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春节前后，他们组织招聘了100多位工人，有二三百人报名，其中一半以上是返乡农民工。

　　相对于那些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园区企业更中意这些有着沿海气息的农民工。昆泰实业副总经理邹小芳说，她判断一个员工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那些长期受竞争氛围熏陶的返乡民工，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园区内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走在宽阔的园区大道上，两边的工厂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开工不足。虽然很多的企业贴出了招工的公告，但进去了解后才知道，很多的企业是出于储存人才的考虑，至于何时能够上岗，还要看订单恢复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