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称作“隐性监督”的制度，在江苏泗洪县推行了半年多。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泗洪纪委称此举是为扩大群众监督路径。当地官员称被许多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而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新京报》3月5日)。

　　花了那么多精力，制订了那么多制度，民众的呼声和社会的期待如此强烈，但反腐问题却仍像个社会疖子，难以拔除。这不由得让我们承认，在当前的制度结构和条件基础下，反腐实在是难上加难的问题。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社会难题，只要民众的呼声比较强烈，政府部门下定决心，一般都能又快又好地得到解决。可见，对于反腐难题，不能轻敌，不能简化处理，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路，多思考基础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多考虑制度结构上影响反腐效率的问题。而如果陷入技术反腐的泥淖，缺乏基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任何反腐小伎俩在贪腐高手面前，都将显得微不足道。

　　老实说，和很多人一样，我并不相信真正的贪官会因这68位“便衣纪检”而觉得“如履薄冰”。相反，贪官的应对方法会使贪腐问题更加隐性化。当人们轻易认为此举取得成效，以为贪官因此而罢手时，对官员的反腐警惕性也在降低，反腐力度反而可能下降。与此同时，如果对反腐技术过于迷恋，不仅可能会让人们失去对反腐战略的关注，也会降低人们对反复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视力度。因此，无论是怎样突发奇想的反腐妙招，都不足以为赖，也不足以为信，倒是更有必要更多考虑反腐妙招可能带来的情况变化和负面效应。

　　反腐需要技术，需要一切可用的技术，但要警惕陷入技术化迷途，要拒绝反腐技术化的简单思路。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首先得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战术，要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予以足够关注。比如对于“便衣纪检”所举报的情况，究竟是作为调查证据还是作为举报材料呢？如是前者，那得追问这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是后者，那我倒更希望人人都成为“便衣纪检”。因为隐性监督不能仅仅依靠某群人，他们掌握的信息毕竟有限；更何况，目前也不可能建立一支庞大、专门的“便衣纪检”队伍。既然如此，何不打一场反贪腐的人民战争，让所有公民都成为官员的监督者？这其实就回归到了一个常识，那就是要以法律法规等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举报权，疏通维权通道，避免权力滥用，杜绝官官相护，保障举报者权益。如果基础反腐制度真正建设好了，还用担心没人有效监督官员？

　　“便衣纪检”很有必要，但不该是几十个人，而应让每个公民都成为“便衣纪检”。无论尝试怎样的反腐新技术、新思路，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基础反腐制度来起作用。因此，反腐不拒绝技术，但以战略战术带动技术，以基础性制度建设生成恰当的反腐技术，才是更为科学与合理的选择。(杨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