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3月2日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中国新闻网3月2日)

　　毫无疑问，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都是医药专家，在公众的感受和专家的专业论证发生冲突时，如果一定要较真，恐怕败下阵来的还是“感觉至上”的公众。而专家反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理由，恰恰是要人们给出一个定义和衡量标准，以确定看病有多难、有多贵。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细化的时代，细化和量化是对事物进行准确定性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进行这样的“精细化衡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无视基础条件，仅靠细化和量化标准，会让精准的定义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在我看来，认为看病不难也不贵的政协委员，恰恰犯了这样的逻辑错误。

　　按照这些政协委员的观点，公众所说的看病难是去大医院、好医院看大病难，而看病贵是公众过度追求最好的医生及最好的疗效所致。如果公众去小医院、一般的医院，或者不找最好的医生、不追求最好的疗效，看病就会不难也不贵。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为什么公众，甚至那些最穷困的群体，也一定要不量入为出地追求最好的疗效？因为我们现行的医疗制度，没有让他们对基础医疗产生起码的信任。

　　不信任就会带来恐慌。公众之所以如政协委员所说，不去家门口或者小地方的医院，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医院没有好医生好设备。看病不同于买东西，东西质量的高低，至多关系到生活的品质，但医疗水平的差别，带给个体的可能是终身的幸福或痛苦，兹事体大，不可不重视，所以就会出现“全国人民上协和(医院)”的现象。

　　虽然在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环境中，只要有医疗竞争，就会有医疗资源的优劣之别，对优质医疗资源的追求和占有就会没有穷期，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国家，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是要逐步缩小而不是拉大这种差距。但我们的国情恰恰相反，医疗资源分配领域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以至于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现在公众对于看病不难也不贵的医院失去最起码的信任，哪怕是并不重的疾病也是如此。

　　制度性不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信任，即便我们制定再完备的信任标准，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看病难看病贵也是同理。可是，在作为政协委员的医药界专家看来，这种制度性不理性也要靠理性的标准来解决，这岂不是南辕北辙？我愿意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中国式偏见”，即一些精英总喜欢用理论来裁剪现实，而不是考虑如何让理论服务于现实。当你把理论和现实对立起来时，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倒不如说是在理论上偷换了概念，实质是一种“鸵鸟政策”。(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