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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培训来，“春风行动”最难的，还是就业岗位的落实

　　本刊记者/杨正莲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叠加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二者共同放大了中国的失业影响。如何解决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当前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

　　“核心工作就是保就业”

　　“就业工作是今年国家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保就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 的思路，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几个部门的首要任务。

　　春节过后，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这主要是因为，2000万农民工滞留在乡村，不仅会带来当地极大的经济压力，也会滋生许多社会问题。

　　“部里已经就具体的指导意见下发到各省，各省正在执行，现在我们打的是一场保就业‘大战’。”一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士说。

　　此前的12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了具体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春风行动系列活动”。

　　“春风行动”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一个总称。行动本身由人保部发起，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并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行动责任”，后来其行动外延被大大延伸，扩展到所有政府机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的服务。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派出十来个调查小组，分赴全国主要劳务输出、输入省份调研，参与和指导地方推动农民工就业工作。

　　2009年2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从人保部得知，日前该部各司局领导带队的工作小组，已经完成调研工作回到北京，相关情况将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会议中公布。

　　很显然，节后形势严峻，其中工作岗位的缺乏最为严重。故此，针对企业的一些刚性规定出台。

　　比如，2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部门“规范企业裁员行为”，“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这被认为是从源头上控制失业的最严厉的举措。

　　但是企业的用工与政府的要求之间，无疑存在差异。如何解决这一差异？

　　2008年12月22日，人保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出通知，提出了降低社保费率、暂缓缴保费、失业保险基金用于社保补贴、对不裁员企业员工培训进行补贴等五项措施。

　　郑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需要针对就业问题采取一揽子方案，“任何单项措施都不可能奏效，中央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要有大格局、大调整。”

　　从现实的操作层面来讲，中央政策的引导可以从加大公共投入、给中小企业减税让利、扩大技能培训、提高就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

　　郑功成认为，既有的就业促进措施之外，政府还可以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旅游、文化等行业，“从而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同时还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提升文化素质。”

　　“应该考虑是不是可以把就业岗位的增长列入评价政绩的指标。”郑功成说，“包括评估如何结合4万亿的投资来增加就业。”

　　各地“春风”

　　地方中最早行动起来的，是去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最早的广东劳务输入地东莞。

　　2月17日，东莞启动面向外来工群体免费就业推荐和咨询服务的“春风行动”，至3月10日，东莞市准备举办“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29场。

　　在火爆的招聘现场，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放下架子，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求职登记、岗位信息、职业介绍以及有关政策咨询等服务。东莞还规定，前往求职的外来工一律免收报名费、信息查询费和求职中介费。

　　类似于东莞这种以强化服务为主的“春风行动”随即在全国各地展开：

　　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2月12日表示，将在一个月内采集10万个就业岗位提供给外来农民工；湖北省劳动保障部门表示，春节前已从各个渠道为农民工筹集了43万个岗位，其中武汉市有6万多个岗位；2月上旬，青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了23家用人单位前往河北省邯郸市举办了三场“青岛—邯郸就业援助招聘会”⋯⋯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与培训之外，农民工创业也被纳入地方的应对思维之中。

　　河北省工商局2月5日宣布，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最低一元人民币即可办理营业执照，而且无须审验注册资金。河北省工商局主管注册工作的副局长金洪钧向媒体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

　　在广东，本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按程序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提供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贷款，农民工创业从事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机构可免征营业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认为，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发城市就业市场，加快城镇化步伐，推进农民市民化，“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市场。不对城乡结构失衡进行调整，这种失业就不会有多大改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