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不再是我的“家”

　　金融危机和经济调整导致的失业使顾忠暂时回到家乡，但在这里，顾忠们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本刊记者 杨龙(发自湖南慈利)

　　农历正月十七，中国农民工流出大县湖南省慈利县零溪乡岩桥村。19岁的岩桥村村民顾忠和他的表弟林勇在县城慈利游荡了整整一下午，他们想找点事做，最终却什么也没找到。到了快晚上的时间回村，他走到了一家叫做“岩桥村信息服务中心”的网吧门口。

　　顾忠在门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门口进进出出的，全是同顾忠一样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网吧今年生意异常得好，15台从县城里淘汰的旧电脑，24小时都满员。

　　这家网吧，最后成了顾忠和比他小四岁的林勇晚上的栖身之处。

　　在家住了三个月，回乡农民工顾忠的生活主题，便大致变成上网、找人打麻将、睡觉三部曲。顾忠很不喜欢这个在白天也看不见几个人影的山村。在他打了两年工的城市顺德，就算是半夜，街上的小店还会放《狼爱上羊》。

　　顾忠喜欢流行歌曲，人也很时髦，虽然父母不喜欢，但他去年11月回家之前，额前还是带着几缕紫色头发。

　　游荡的“油子”

　　半年来，顾忠已经在家乡岩桥村和广东顺德市之间来回游荡了三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去年6月份。顺德的灯具工厂因为订单减少，顾忠面临第一次放假。这也是顾忠自17岁外出打工以来，两年内第一次回家。回家呆了一个月，顾忠又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让他回去上班。

　　但他回去一个月后，不得已在8月份又回到岩桥。位于顺德的工厂正式倒闭了，这时候家里的稻子也熟了，顾忠便回家帮忙收稻子。之后，村里的同伴介绍顾忠去了东莞一家灯饰厂。在那里，他拧螺丝，工资每月1000元，这个工作比顺德的工作要累些，工资也少200元。三个月后，顾忠拧螺丝的右手手臂全都青了。

　　去年11月份是顾忠第三次回家。他辞掉了拧螺丝的工作，之后，没能找到新工作。

　　顾忠并不是村里唯一在家“赋闲”的人。他发现，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陆续从南方回来，时间比往常都早了好几个月。

　　这个春节，村里多少年来头一次这么热闹。年后也没有人急着去南方。顾忠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七八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顾忠的表弟林勇，今年15岁，在慈利县城读技校。过完年之后，林勇再也不肯去学校了，每天跟着顾忠和其他年轻人玩耍。他认为那些打工的人都找不到事情做，现在学校的毕业生更是很难找到工作了。所以不想去学校“浪费钱”。

　　在这个位于湘西的小县城，县里有关部门发现太多顾忠们在游荡了。于是，在年底，慈利县劳动保障部便开始针对顾忠们开展“春风行动”：包括对顾忠这些返乡人员提供了免费餐宿、进行劳动法律知识、劳动维权知识培训，并组织了农民工返厂专车，春节之后帮助农民返回务工地。

　　顾忠对此无动于衷。他去年已经三次回乡了，即使一分钱路费不花再回到东莞，也没什么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

　　回到四里地之外的村集市外，两个不满20岁的男孩坐在田边。顾忠掏出打火机，毫无目的地点燃田边的枯草。

　　“弟，我们去做什么？”

　　“打油！”没有收获，表弟林勇垂头丧气。村民把四处晃荡、不务正业的人叫“油子”，“打油”的意思，就是去做“油子”。

　　撕不掉的农民标签

　　林勇说：“打死我，我也不想像爹一样成为一个农民。”

　　父辈们给他和顾忠的建议是：如果不去打工或种田，他们可以做的是木匠、泥瓦匠、漆匠，或者在城里学着父辈们做小工，挑土挖沙。

　　晚饭时，父亲又说到这些，林勇气冲冲放下碗出了门。周围还有几个失业在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发牢骚，顾忠也和家里吵架了，他要去学开车，家里拿不出钱。大家都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来撕掉农民的标签。最后，干脆聚在一起打了几小时“斗地主”。

　　顾忠们跳出农门、向上流动的方式极其有限，大部门人出去仍然是做苦力工人。城市生活需要城市户口、工作岗位，以及养老保险金等，这些使得顾忠和林勇成为一个城市人的梦想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村支书王兴国对顾忠说，读书才是年轻人脱离农民身份的唯一出路，但顾忠摇摇头。村里出来的大学生很少，在这个村的龙台小组，甚至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让孩子读大学跳农门的出路也不是顾忠父亲顾长青的想法。对于顾长青来说，培养顾忠读书，一是希望孩子跳出农村的藩篱，不再重复自己的苦日子；二是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使自己在村中扬眉吐气。

　　然而，顾忠邻村的表兄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也不过1000多块，这彻底击碎了顾长青的想法，“读高中了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读大学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十多年来，村里几乎没有人愿意送孩子读高中。县城里有两所职业高中和一所技校，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三所学校的毕业生。

　　顾忠的表姐林敏，2003年从技校毕业，之后被学校统一输送到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打工的第一年，就往家里寄回了一万元。有了这个榜样，2008年林勇初中毕业后，家里同样让他读了县城的技校，希望通过学校将他送到工厂去打工。

　　但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三所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开始变得困难。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的陆续被送往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工资每个月多数难超过15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袭来，将要毕业的学生们工作几乎全没有着落，刚读半年的林勇也不愿再去读书了。林勇在县城读技校的学费是一年2600元，每个月生活费400元，算起来，他一年需要花费6000余元。看不到出去打工挣钱的希望，父母宁愿林勇在家无所事事。

　　青壮打工去，收禾翁与妪

　　顾忠家的山后，一家城里人承包了龙台组的近150亩荒山，承包者是今年70岁的转业军官魏银初。这位老人务农的艰辛，让顾忠对农村生活更加失望。

　　8年前，村里人不愿种的荒山，全让魏银初承包了下来。山上种了上万棵栗子树、橘树，以及近两万棵罗汉松。150亩的山林，投入了近30万，现在每年依然要投入5000多元钱的农药化肥。他给这片山林取名为“岩桥村个体农民综合林场”。

　　去年山上终于有了收成，3000多斤桔子、4000多斤栗子。因为“橘子生蛆”谣言，3000多斤橘子，只卖出了几百块钱。栗子也几乎没有销路。魏银初只好叫来附近的村民摘免费的栗子吃。

　　摘栗子那天，周围几里地的村民都争相跑来。200多人，老魏的山林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36岁的小儿子魏祖国，原本在广州做保安，今年年初返家，也被他拉到山里来种树。

　　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魏祖国，没有做过一天的农民，现在每天跟在老父亲后面学习锄草。儿子挖过的地，老父亲还要在后面再补挖一遍。魏祖国已经逐渐接受了回乡种树的现实。

　　但顾忠另有想法。在村里，年轻人想要娶亲，至少应该有一栋漂亮的楼房。村里人不得不争相修楼，而修好一栋楼房，起码需要12万元，一个年轻人在外打工十年，才能够修起一栋房子。

　　“如果靠种田，一辈子也别想修楼房！”顾忠说，“娶媳妇？那是下辈子的事！”

　　湖南多丘陵地带，耕地资源缺乏，岩桥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湖南外出务工的农民达到960万人，其中有70%在广东珠三角地区。林勇所在的慈利县则有近12万人外出务工。

　　村里的其他年轻人，每次回家乡都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潮。如果在家务农，会被人认为没出息。顾忠的父亲顾长青也不同意儿子在家当农民。

　　顾长青算了一笔账：村里人均耕地一亩，每亩稻田的亩产量约1000斤，一人一年的口粮需要500斤，能卖掉的稻谷只有500斤。

　　500斤稻谷能卖450元。除去农药、化肥的成本250元，请人用耕牛犁田的成本150元，种一亩水稻一年的纯利润不足50元——而在城里做小工，一天65元，工钱当天结算。大家都冷了心，没人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农活。

　　岩桥村龙台组38户人家中，外出打工的就有近30户，分别在广东、深圳、浙江等地。打工收入这几年改变了这个村的面貌。村里的住房，已经在10年内由瓦房变成了外墙贴着白瓷砖、铝合金大门紧锁的两层小楼。顾忠家也是这样的小楼，但楼里面的墙壁是水泥。

　　青壮年外出，老人们留守，已经成了这个村的常态。今年春节后的热闹反而有些反常。老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理一切，种地，养孙子孙女。这个组有一百多亩庄稼，收种都靠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

　　舅舅外出打工之后，顾忠72岁的外公和外婆，种着近5亩土地。从1998年算起，两位老人一共做了5次手术，花了近两万元多块钱，种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两位老人的生活和医疗。

　　2006年初，岩桥村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年年底，顾忠外公的又动一次手术，花费5000元，通过医疗保险，报销了近3000元。老人稍微心安一点。

　　但本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远没有在这个县建立起来。外公和外婆只能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庄稼从地里一把一把收回来。一到春夏季节，村里到处是捡田螺、挖鳝鱼卖钱的老人。五年间，村里已经有三位生病的老人自杀。

　　而顾忠，仿佛从老人们的现状中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不出去打工挣钱，等我老了也就是这样！”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预计，2009年，湖南省将有30%的外出务工人员约280万人失业返乡。

　　岩桥村的返乡农民中，十多年前出去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如今已年近四十，与年轻一代的返乡农民工相比，他们悄无声息地回到家乡，很快就继续融入了农村生活。而新一代的农民工如顾忠们，则大多是80后，职业中学毕业，没有务农经历，整天仍然想着的，就是离开这个破旧的农村，重新回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