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本儿当书记”

　　2008年11月26日，拐子杨村村委班子换届选举，张全收向村民发誓，不为权，不为钱，不从村里拿一分钱、不赚村里一分钱，要“贴本儿当书记”。

　　2009年2月11日，张全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选后他已为村里贴了11万多元，“帮每个村民买了‘新农合(合作医疗)’，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发了几百元补贴，还重修了希望小学和敬老院，更换了变电站、安装了路灯。”

　　于建嵘说，近几年，回乡当村官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回乡的老板越来越多，也有一些是打工仔。但这些人在外面打工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回来参加竞选，人们并不信任你。

　　因此，有钱、有人脉、能办成事情，是这些“土归”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那些相对普通一些的返乡民工，多在竞选中败北。

　　2004年10月，拐子杨小学校舍年久失修，村支书无奈之下找到张全收。张全收在公司只剩下15万元流动资金的情况，毅然转借80多万元予以支持。新校舍建成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24间教室可容纳8个班。当地政府把学校命名为“全收希望小学”。

　　2006年9月，张全收向朱里镇政府捐款60万元修建“朱里全收敬老院”。敬老院竣工，他专程赶回家乡，给入住敬老院的80多位老人每人送上一个红包。

　　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张全收的看法：“是个好人，能办事的人。”

　　在南昌、十堰等地，最终当选新一届村官的，大都和张全收一样，在外打工积累了财富，聚拢了人脉，属能力较强者。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这两年是“两委”(村委、支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容易成为一种潮流。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不能不让地方政府予以重视。

　　上蔡县宣传部副部长魏晓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中去，将新的思维带到农村，促其发展。

　　江西南昌市各乡镇官员就明确被要求，“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农民工人才吸引到两委班子中。”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此后，他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村办企业。

　　上蔡县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透露，2009年2月，上蔡县刚刚下发“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其中鼓励“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新村官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

　　张全收“贴本儿当书记”，还包括给村干部开工资。“以后花钱的地方多啦。别的先不说，杨国群的工资都得我自掏腰包发。”张全收说，村委会财政匮乏，他将自己和杨国群的那份工资分摊给了其他4名工作人员。这种类似雇佣的干部关系，自然会形成新的工作形态。

　　两间瓦屋，一个大院，院内张全收的二婶弯腰在压井边洗衣服。她用胳膊抹了一下额头说，“你找(张)全收啊？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乘飞机飞往数千里之外的深圳。

　　“我平时都在深圳，村里的事务主要交给杨国群和吴振华他们。”2月11日，远在深圳的张全收在电话里说，金融危机对公司影响很大，原来一万多工人现在剩六七千人，他得不停地往东莞、河源等分厂跑，村里的事儿暂时顾不上。

　　有时张全收也会打电话到村委会，杨国群就会将电话靠近高音喇叭，让张全收的讲话通过喇叭让全村人听到。

　　贺雪峰指出，这些返乡回来的村官，见过比较多的世面，法制意识比较强，村里与外面产生矛盾时，他们在交涉方面比土生土长的村官更有优势。但因为他们可能在外打工十多年，对村里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调解村内矛盾可能会显得经验不足。

　　“我是正月十四回来的，开始常驻村里。”杨国群说，这是他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常住。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在南方打工，女儿读高二，一家人都在深圳定居多年。

　　张全收认为村子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点。“一是整合耕地，二是拆迁宅基地。”老支书吴振华表示认同，认为，借国家改变土地政策、允许土地流转之契机，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村民入股分钱的策略。对此一项改革，村委会干部都持乐观态度。

　　张全收“命令”村委会成员5天内必须完成“盘地”，即挨家挨户摸清人数、亩数等，并准备请驻马店市规划局有关专家来村论证，看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杨这次急着一个人回村，就是要完成几件紧迫的事情。“盘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要去上海考察大棚反季节性草莓的种植和市场前景。有村民开始在盘算，“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新当选的村支书似乎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2月15日，朱大东村的村支书朱从建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外地忙着联络企业来村投资等事宜。张庄村村支书石俊强则在不停地忙着丈量每家每户田垄的距离，“为种植树苗做准备”。

　　杨国群这几天还得先替张全收各方联络，为将来在村子里投资建设一家鞋厂做准备，“计划和县里的那家鞋厂搞生产联动。”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一个2000多平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让村民们在村上就可以上班”。

　　两个月过去了，新当选村官的表现让村民们满意。但一位村民也不无担心：“老张和老杨他们的家都不在村子里，是不是能长期踏实地带动村子发展，真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