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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河南上蔡)

　　文/王婧

　　2008年12月底，被称为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张全收，从深圳赶回家乡——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村拐子杨村，当选村委会主任兼支书。他同在深圳打工和创业的好友杨国群当选为村委会会计兼支书秘书。当选这一天，村里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

　　在经济寒冬的背景下，渐渐变冷的“村民选举”话题，有了新的关注点——进城务工和创业的农民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的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农民工司令”回村

　　2009年2月13日下午，拐子杨村。

　　在挂着“全收希望小学”招牌的校园里，杨国群迎面走来，笑得有些拘谨：“咱们就在这聊聊吧，村委会破得很，没地儿坐。”

　　杨国群1998年离开拐子杨村，到深圳打工。当时张全收已在深圳打工2年。在张的帮助下，杨跟着一个师傅做纸品印刷生意。

　　2001年前后，张全收创办深圳全顺玩具厂。2004年8月，以招收河南农民工为主的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挂牌。因为独特的劳务运作模式，张全收名声渐起，被河南老乡称为“农民工司令”。2008年两会他成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杨国强，“一开始工资就几百元。”后来开了一家小型的纸品批发厂。

　　拐子杨村现任副村支书吴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的6年里，他一直是该村的支书和主任。2008年底，上蔡县各乡村开始换届选举，他就向县里和镇上领导提出让张全收回来做村官。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带头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职务。

　　张全收终于答应，并叫上同在深圳打工的杨国群，“我发了点大财，你也有了点小财，咱们能回村做点贡献了。”张全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张、杨回乡竞选村官，正值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张不认为自己返乡竞选村官是无奈之举，“主要是想为村里做点事情。”杨国群也认为，纸品批发生意虽然大不如前，但“问题不大，回村做村官与此无关”。

　　据上蔡县宣传部通讯员宋永先介绍，该县有近20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上蔡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前返乡恰逢换届选举，是此次农民工顺利参选村官的原因之一。

　　崇礼乡朱大东村新当选的村支书朱从建，今年34岁，多年来在外做礼品生意，“呆过很多地方”。张庄村新当选的村支书石俊强，也是34岁，之前奔波在各地，做蛋鸡生意。东党村新当选的村主任党国名，也一直在外打工做小生意。

　　农历年前很早一段时间，这几位就回到村里闲着，“生意不好做，工不好打”。这成了三人相似的感叹。石俊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回来做村官，是一条路子，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在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出类似消息。比如南昌市，返乡农民工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竞选，成功当选21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认为，这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才有的现象。2006年，他在湖南衡阳三湖镇做乡村调查，就发现那里村干部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超过20%，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比如村长、村支书等等。他说：“这是我发现得比较早的地方。”

　　他认为湖南衡阳在90年代初就有打工潮，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些。现在的农村，20多岁的都在外面打工，超过30岁仍然在外打工的成本比较高。这是因为农民工多半都在生产线上，30岁以后，身体素质以及协调能力都变差，更别说服务行业了，服务行业也是要吃青春饭的。这些人过了30岁就会陆续回乡。现在担任村官的多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这样一批人。

　　贺雪峰估计过几年，返乡农民工竞选村官的比例会大大上升，保守估计会达到70%以上。在他的调查中，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不如衡阳这么密集。他估计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青壮年还没有进入中年期，还没有返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2007年做的“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预期”调查，就有一些农民工提到要“回乡当村官”。他们填写的动机，大多是希望把家乡建设好，也有的认为“在城里没有办法呆下来”，但回去不愿意再当普通的农民，就当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