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月15日18时，社会保险法草案在全国人大网征求意见截止时间的到来，收集到的意见数定格在68027条。至此，这项历时1个半月的广泛征集公众意见活动“鸣金”(2月18日《法制日报》)。

　　社保关系无法在全国联网，一直是人员流动的大障碍，它不仅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保的覆盖面，更严重挫伤了国民参保的积极性。

　　社会保险法草案明确规定，个人跨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并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但在笔者看来，要实现社保“全国通行”，不仅需要国家法律层面的基本要求和明确立场，还需要切实突破法律实施中的技术瓶颈，克服许多操作中的难题。

　　首先，三大基本保险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涉及许多具体操作问题，其中包括转移方式、途径和程序，保费标准的衔接和保费的核算，特别是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社保标准不一的情况下，如何在人员流入某地甚至在流入第三地时及时顺利地搞好衔接，将直接影响社保的普及和公平。显然，这背后隐藏着精细的操作步骤和程序，必须进行科学细致的论证和设计。因为社保关系的转移，也意味着社保基金的转移，在社保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情况下，问题会比较复杂。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社会保险法草案的授权性条款太多，比如最低缴费年限、缴费费率、养老金计算标准等，这些非常关键、涉及社保制度基本面的内容，都授权给国务院或其工作部门，甚至是省级政府来决定。这表明，社保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大量的可操作性强的下位法来配套。如果其配套下位法迟迟不出台，是否会导致社保法的立法初哀难以实现?而事实上，规范事项越具体明确、给配套法律法规留有余地越少的法律，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就越强，立法水平也越高。在社保法没有出台之前，建议立法机关再完善草案，进一步细化。

　　笔者觉得，为了避免配套措施和制度迟迟不能出台影响法律实施效果，法律应最大限度地减少授权性条款，特别是在有条件、也需要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最低缴费年限”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而不必授权，以防止法律效力过低，损害社保制度的效果。(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