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日前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长江日报》2月18日)

　　基于特赦制度在构建社会包容与和谐方面的功效，早在2007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刑法专家刘仁文就撰文建议，在2008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一次特赦。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当时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如今，全国“两会”在即，著名法学家重提这一建议，笔者以为恰逢其时、应该认真对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特赦的决定权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权则由国家主席行使。如果出于对社会上不同意见的担心，不妨在全国两会期间，将国庆特赦这一建议交由代表和委员们议一议，以民主的正当程序作出决策。

　　在历史长河中，对犯罪的惩处与感化，向来相辅相成。即便是在以严酷刑罚著称的封建社会，帝王也不忘援引赦免特例以标榜“仁德”。进入近现代社会，在刑罚摆脱血亲复仇而步入人道化历程后，各国都在宪法、刑法甚至专门的赦免法中对赦免予以规定，以作为免除或减轻罪犯的罪责和刑罚的一种刑事政策，并在实践中用来平衡、调节日益激化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在首部宪法中确立了大赦和特赦。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只实行了特赦，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6次均为战争罪犯。到1982年，现行宪法出台时在第67条和第80条则只规定了特赦制度，但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特赦制度就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特赦之所以超出一般刑事司法程序而表现为宪法的特别程序，乃在于其突破了“有罪必究”的法治常理。这一程序一般是国家或基于人道主义，或基于国家重大利益，或基于政治考虑，或基于外交关系等特殊需要，而依法作出的政治性决定。它往往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以人道主义方式弥补刚性律法的不足，缓和日益积压的重刑主义气氛，甚至可以有效调节国家的政治气候，解决国家治理上的一些难题。例如，2006年8月15日,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布特赦令，赦免了142名罪犯。同年，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签署特赦令，决定于9月2日国庆日特赦5352名囚犯，其中2人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105人是利用职权从事经济犯罪。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急剧变迁，各种矛盾和问题也积攒在一起，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新激活宪法上的特赦制度，不但可以在法治范围内彰显人道主义，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抚罪犯心灵和消弭社会仇恨，有效弥补“严打”刑事政策之不足，对于重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大有裨益。

　　当然，特赦针对的应当是确已真心悔改的犯罪分子，如何认定其悔罪的主观意志是一项复杂工作。为此，不少国家专门制定特赦法。我国三十多年来已悬搁这一宪法程序，相关制度规范长期处于空白，所以，要实施特赦，在考虑必要性的同时，还需及早做好充分的制度准备，确保特赦实施本身的正义性。(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