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怎么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在大门一侧的上访接待办公大厅里，满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没精打采的年轻人来到接待窗口，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他像在背诵一篇文章。这句话在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再问一遍，还是相似的答复。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刘曼迈着大步在接待大厅踱来踱去，一会儿掏出手机，一会儿又装回口袋里。他脑袋上冒出了汗。旁边，一个拾荒者用同病相怜的目光看着他，试图和他一起抱怨一下，他也没有听见。

　　要不是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前来接访，这个下午，刘曼带着他那箱速冻饺子和一颗赎罪的心，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一开始，这个二十来岁、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蹬着自行车到处送货，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还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数字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牛气冲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突然“心呼呼直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

　　另一个规矩是，必须据实告诉二批，货是假的，大家分摊利润。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这个自认“一向行为正派”的年轻人，尚爱惜自己的名声，“毕竟，我的名片上印着营销总监的头衔”。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如今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给父母交代。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19元一箱进来的货，26元卖出去，销量很好，因为真货的进货价高达每箱32元，批发商都不喜欢。

　　每种“产品”都有专门厂家提供，包装以假乱真。有时候，送货路上口渴的刘曼也会随便剥开一根塞进嘴里，发现“口味好、绵软度适中”，一点不比真货差。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下午4点，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地书写。写作过程花了不到10分钟，但他觉得无比漫长。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笔画很用力，深深印进纸背。然后，他把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仿佛终于走完一段艰难的路途。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经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今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大半年的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怵”。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他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3个月前，心情可不是这样。9月初那天，他卖出了第一批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货是从别人那里进的，一共26箱，卖给了石景山区一个二级批发商，进价是每箱128元,一倒手卖到了172元。

　　净赚1144块，刘曼用蓝色圆珠笔在新的账本上详细记下这笔收入。这意味着，他把业务拓展到了销售假冒水饺。

　　奥运会刚刚结束，假货销售经历了一段沉寂，正重新活跃起来。不过，随着秋天到来，属于冰棍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刘曼很快发现，自己买的金杯车没过几天就开始冒黑烟。经人指点，他才明白自己上当了：卖主往车里加了点食用油，暂时掩盖了车的毛病。不得已，他花了1万多元修车，心里恼火不已，“特别想赚回来”。

　　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他入了卖假饺子的行当，并且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学问。

　　和冰棍不一样的是，把假冒的水饺卖给批发商时，必须要欺骗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此，制作假饺子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意包装，而且必须保证口味。为此，假“湾仔码头”牌水饺，经常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全”水饺来冒充。一箱三全，可以“出一箱半湾仔码头”。

　　而假的“三全”水饺，则可能用更便宜的品牌冒充。在刘曼口中，能听到一些灰色的幽默。比如有个年轻人，专攻“三全”牌水饺，他打电话给“三全”厂家，订购1000斤的散装水饺，然后装进自己印制的“三全”450克包装袋里出售，后者价格远高于前者。

　　“这简直就是‘三全’的加工点。”行内人如此评价。

　　翻看被揉得皱巴巴的账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第二天，刘曼把45箱假冒水饺送到了大兴，因为数量多，每箱便宜了2元钱。而这段日子的最后一笔货是9月25日卖出的，共8箱。前前后后，一共280箱。

　　东三旗、劲松、潘家园、石景山……这些伪造品从造假者冷库里运来，送到不同地区二级批发商手中，然后分批进入各大超市，堂而皇之贴上昂贵的价签。

　　“‘湾仔码头’简直是为了我们创出来的。”有一次，刘曼兴奋地对同伴喊。

　　接下来的小意外，让滚滚的财源暂时停顿下来。9月底，正牌的“湾仔码头”水饺突然更换了包装。因为新包装一时没法仿造，假货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

　　“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这个下午，刘曼的赎罪之旅，与原先想象的差别很大。他原以为，自己的账本和一箱作为证据的假“湾仔码头”，足以说明所有事实，并把对他的惩罚立即变为现实。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被移送到公安机关，并经历三五年的牢狱之灾。“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他说他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

　　为此，他早早和妻子告了别，让她等他出来。要是有人来聊点什么，他也喜欢在末尾说：“也许过几天我就进去了。”

　　直到2009年年初，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刘曼已经打好了自首的念头。

　　此前，他一直没有把自己销售假货的事情告诉她。在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湘西女人看来，自己老公虽然非常辛苦，但很能干，是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

　　“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我的妻子。”刘曼说：“否则，她也许会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早些劝我退出。”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当假“湾仔码头”断货的时候，本已有些退意的刘曼，禁不住几名老同伙的撺掇，决定自己参与到制造的过程中。

　　国庆节结束后，假冒开始了。第一步是“做版”，3个合伙人拿出1.5万元，交给一家专门负责制版的图像公司，由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正版包装，制造印刷用的图版。

　　然后，这个图版被送到专门印刷包装的小工厂。从小的包装袋，到大的包装箱，6个品种的“湾仔码头”，他们每种印刷了能装3000箱的包装。

　　为了使假冒的货物能够进入大超市，需要专门对包装袋的条码进行仿制。在木樨园一条隐秘的街道上，许多店铺都有这样的技术。他们用数码相机把正牌包装的条形码拍下来，然后喷绘在塑料袋上，每个收取6分钱。最后一步是喷绘生产日期。然后，一个足以乱真的包装袋就大功告成。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刘曼除了出钱，并没有参与包装的过程。在郊区一座冷库里，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这时候，元旦已经快要到了。

　　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出味儿不对”。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没过多久，大兴的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

　　假货屡屡被发现，使刘曼开始考虑如何“全身而退”。他心里盘算着，1.8万箱饺子，金额已经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但如今，信任已经失去，老实巴交的女老板因为卖了他送来的假货，失去了很多生意。他听着这些，“惭愧得直想哭”。

　　还有一种情绪也开始在他心里生长。一天，六七个行内人坐在一间狭窄的房子里聊天，刘曼从他们嘴里听说，有一个同行，曾经因为欠缴电费，冷库被停电，上千斤饺子化冻并且变黑。后来，这些饺子还是出手了。

　　这件事在他心上像刺了一刀。“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良心不安。”他说，因为用于假冒的饺子也都是正牌产品，他知道，这“吃不坏人”。

　　而现在，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就要当爸爸了。

　　“他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民。”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刘曼送出门时说。由于属地管理的关系，这次举报被转交给北京市工商局处理。刘曼仿佛没有听见，一声不响。但过了一会儿，他在厕所里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良知”这个词向对方重复了一遍。

　　两个月前，他也许很难把自己跟这种词联系起来。反而有一天，蜷缩在又冷又窄的床上，刘曼做了个梦。“爸爸，你要去哪里？”一个小孩儿喊他：“记得帮我买根冰棍回来。”他“毛骨悚然”地惊醒过来，浑身是汗。

　　种种迹象说明，某些尘封在心底的理想复活了。这些理想曾经在刘曼的生活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矛盾的性格似乎混合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老家湖南，他曾经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把一个黑“摩的”骗到无人处，想抢点钱花。但对方向他诉苦自己是个失地农民时，他根本没法下手。

　　2003年，他来到北京以后，有几年时间，一直与几名他不愿意提及姓名的文化人在一起。那是一段不太容易忘记的时光。尽管身无分文，但这个年轻人对未来满怀憧憬。在一些安静、有阳光的下午，他喜欢躺在床上看报纸，“看的都是比较高端的”。闲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动不已，揪住文学界的朋友挨个说：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那时候，刘曼读哈维尔的文集，并且摘录其中的句子。他至今还记得有学者对哈维尔的评价：“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如果让我选”，刘曼说：“我宁愿回到那些安安静静读报纸的日子。”一个中午，他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小说已经写完，自首的决定已经作出，他睡了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难回去。他有了一个家，还必须面对一段让他无法逃避的不光彩经历。“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然后重新开始过清白的生活。”不过，重新取回这样的生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曾经满脑子都装着的社会理想和责任感，变得离他那么远。“这几年，我好像变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有空的时候，他还会登录一些网站，阅读与民主法制相关的文章。他甚至和妻子商量，将来如果生个儿子，就取名叫“民生”。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

　　“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留下一份检举自己的举报信，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以后，这个下午的“赎罪之旅”草草结束了。工作人员客气地让刘曼回去等待消息，就连他带来作为证据的水饺，也没有派上用场。

　　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这个下午难得的一次笑容。但他还是强调：“我觉得好像今天下午白来了，一事无成。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承认，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他心里，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艰难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上。有时候，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然而也不是所有时候，他都这么坚定。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经打算去自首。不过，走在由记者、朋友组成的人群里，他总是一个人落在最后面。“我有点迈不开步。”他说，声音有点儿发抖。又过了一会儿，“我真想跑了得了”。这是他一个月来内心的写照：大脑命令自己往前走，而身子却总在往后退。

　　就像某一次，他点开北京市工商局的网页，向“领导信箱”里发送了检举自己的信。“请与我本人联系。”他写完，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结果，信没有发送成功。“这是它自己的网站问题，跟咱没关系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写小说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坚定了自首的念头。一开始，他打算只承认自己销售假水饺的事，然后罚点钱就可以过去。毕竟，“我的冰棍销售旺季马上就开始了”。

　　可是越写下去，他越深地反思自己。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之前销售假冒冰棍的事，也在自首时一起坦白。他很清楚，这意味着涉案金额已经超过只是罚款的界限，而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只有当睡觉时，他摸着妻子的肚子，感受着孩子在里面踢他，或者当他写小说时，妻子像往常那样依偎着看他，勇气才会一下子不见了。

　　晚上8点多钟，刘曼疲惫地回到家里，怀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证明。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做饭，像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回来。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几个月前，刚怀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她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他自首的决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问他：“我怎么办？”然后一言不发。这个看上去坚强的女人，背后流了很多眼泪。有一天，她甚至觉得他不会回来了，在家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流泪。捱到傍晚，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他。说起这些，眼泪开始在她眼睛里打转。

　　这个下午，刘曼离开以后，记者和她通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先是抽泣，最后终于哭出声来。她甚至没有敢把丈夫送出门。

　　“一个人做了事敢作敢当，是好事。”她好像在说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听刘曼说过，可能要坐牢，但具体多少年，并不清楚。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这个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个人带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坚持吧。”她费力地说，然后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干了。”

　　“我想也不会太久吧？”话音未落，又补上这句，声音里带着试探。

　　这些话，从来没有说给刘曼听。只有在晚上，刘曼会听见她由于睡不安稳发出的声响。他自责地认为，妻子“一定在做噩梦”。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而这种想法最后往往败下阵来。占上风的那种东西，他思索了很久，觉得可能是“公民意识”。

　　也许是为了鼓励自己，他把自己在网上的签名改成“我跟自己斗争的目的，是让自己人性的彻底回归”。

　　“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月12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不过，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饺，他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做自首的证据。

　　有人替刘曼担心，他的自首会断了许多老同行的财路，从而招来报复。刘曼说自己倒是从没觉得怕过。相反，他还在自己的文字里，希望同干这一行的人们感知，早日自首或赶紧停止违法行为，“这条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绝对长不了”。

　　刘曼曾把写完的部分交给了一个朋友。在网上，这个名为“老虎庙”的网友，开始披露小说的一部分内容：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暴风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机……

　　“小龙是个良心未灭的人，或者说骨子里有着农民血液的乡村人，面对新闻里报道出的众多受毒奶粉伤害的儿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复苏。”

　　食品造假、自首，这些要素拼在一起，在网络上掀起波澜。第一时间，“老虎庙”的电话被记者们“打爆了”。几家媒体纷纷希望对刘曼进行采访，有的甚至表示，愿意负责他入狱后家人的生活。

　　2月13日下午，一堆吵吵闹闹的记者聚在一栋大楼里，等着刘曼出现。这时候，他在路上给自己小时候的好朋友打了个电话。

　　“别去见什么记者，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是件坏事。”好友这样劝他。挂了电话，他又打电话给一个很崇拜的老师。电话里，对方问他是不是“出事”了。听说“没死人，也没吃坏人”，对方反问：“别干了不就完了？”

　　“见了记者，就没有退路了。”出门前，刘曼跟妻子说。在路上，他几次“想转身逃掉”，却最终还是站在了镜头面前，并叮嘱记者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写成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片恐怖里。”他说。他曾经亲自参与制造这种“恐怖”，却同样在走进超市买烟时害怕遇到假烟，在卖肉时发现里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里，他发现过假的“奥利奥”饼干、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红茶。

　　“连我的袜子都是假的。”他一边说，一边掀起黑色裤腿，露出巨大的“KAPPA”标签。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后洗手不干了，多为社会作作贡献不就行了吗？”一个工商系统的公务员知道了刘曼的事，通过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觉得他似乎“犯不着”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缩，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刘曼说，“我是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还有着即将生产的妻子。”但是，他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彻底结束。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这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这天下午，刘曼稍做收拾，带好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准备出发了。他脸色疲惫，胡子几天没有刮过，腿也有点软。但他说，他“已经不再在矛盾里面挣扎”。

　　(当事人的举报正在处理中，故文中“刘曼”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