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2003年用公款支付“欧式按摩”等娱乐消费账单被网络曝光，签单人韦俊图被免去浙江省东阳市审计局党组书记职务，并被提名免去局长职务。该市领导表示，以后会不断加强部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2月17日新华社)。

事实证明“群体性监督”最靠得住

　　与出国考察清单风波、公司送礼单风波等等一样，这又是一起近期比较知名的群体性自发监督事件。群体性监督确有进步之势，但难说“实质进步”。所有这些事件之所以能被曝光，与各种偶然性因素关系很大，而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众多群众监督者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能够起到的作用，其实相当微弱。

　　真正能够证明的，是出于对自身以及他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出于对自身以及他人命运的深深关切，出于对道德、公平、正义的信仰、渴望与坚守，总有人挺身而出，要求对种种公共事务中的不道德、不公平、不正义行为实施零容忍，所以群体性监督最靠得住。而其它各种渠道的监督、监管，总会因为各种因素表现得懈怠、迟钝甚至同流合污。

　　如果不是被曝光，韦俊图的公款消费应该是被体制内认可的，其被曝光的消费本来发生于2003年，已经被容忍了近6年；如果不是被曝光，出国考察费用也已经明明白白地走了公账；即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体制内还有“偶尔抽一包天价烟，尝尝鲜有何不可”之语……这切切实实透露出，相关机构、相关人员缺乏对于公共事务中不道德、不公平、不正义行为的足够警惕，缺乏与群体性监督一致的零容忍态度，必然会损害实际的监督效果。遑论韦俊图本人为审计局长，为体制内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自己已经这样了，也不可能恪守法律法规、典章制度去监督别人。请一只馋嘴猫看守一盘美味的鱼，那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点多面广、人财资源有限，这是惯常有的一种解释，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单纯体制内监督效率不高开脱责任，却也正好证明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监督、监管责任，单纯的体制内监督、部门监督目前还是勉为其难。

　　群体监督虽然厉害，但却有很多壁垒需要打破。比如动辄以“秘密”、“不宜公开”为由回应公民或公民群体的监督要求，就是事实上的不允许监督。比如公款吃喝明细账，是否为一单位的“机密“呢？该单位说是，那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恐怕没有一件事不可以被强行认定为“机密”而拒绝公开、拒绝监督。

　　另外，如果群体性监督仅仅停留在特定具体事件上，无法落实为至高无上的选择权、决定权的话，在具体事件上的监督成果只会引发强势主体对群体性监督的警惕，会千方百计防止自己偶然成为群体性监督的对象，例如出国旅游坚决不允许留下单据。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勾心斗角的工具——看谁不顺眼了，就披露点什么，使之成为群体性监督的对象，然后“运动群众”攻击，反之，就为之保守秘密。这样的后果，同样糟糕。 (湖北 许斌)

处理此事不能回避“审计困境”

　　东阳市认真对待网民的举报，对“公费娱乐清单”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严惩了公款按摩的官员。虽然这种严惩是在舆论压力和网民推动下，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被动挤出来的，但这种“被动的反腐”同样值得赞赏，终究是给了舆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待，不像许多地方对类似丑闻又遮又掩，在不了了之中蒙混过关。严惩滥花公款者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该市领导针对此事的反省却很“官话套话”。

　　以后会不断加强部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这话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似乎挺有针对性。政府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财花天酒地，甚至到了用公款玩欧式按摩的程度，的确要加强监督了。可让谁来“加强监督”呢？在我们的行政安排和监管体制中，承担部门经费监督检查的单位一般是审计部门，审计部门是公共财政的“看门狗”，受纳税人之托捍卫公众财政。吊诡的是，东阳市此次被曝光滥用公款的，恰恰就是掌握着监管权力的审计部门自身。试问东阳市的领导，连审计局都如此奢靡腐败，监管者监守自盗，“不断加强部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还有什么用？

　　公款按摩的丑闻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是2003年发生的，这种破事之所以一直未被查出，除了公共财政监督的混乱外，很大程度正源于“审计局自己审自己”，等于无人审计无人监管。此次东阳审计局的公款腐败，正暴露出既有“部门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制度的致命漏洞，也证明了这种监督体制的失败，在原有的监管逻辑上“加强监督检查”还有什么用呢？一边严惩犯事的审计局，一边让他们加强经费的监督检查，这显然是自己打自己耳光。

　　审计部门腐败的事已非这一桩，每年都会有丑闻曝出，去年曝出的是长沙审计部门违规建豪楼的丑闻，掌握着监督权的审计者无人审计早就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前任国家审计署署长也早意识到了这个致命缺陷，多次追问“谁来审计审计者”，多次邀请其他部门对审计进行审计，多次寻求审计自律之外的外部监督。这种可贵的呼吁还不能引起重视的话，审计困境将一如既往。 (北京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