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这种“发明”很难运用到实践中，根本的还是要靠制度

　　新闻背景2月11日，据《信息时报》报道，近日，一名网友贴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的一份发明申请———“一个检验是否贪官污吏的方法”。这个“发明”的申请人认为，可在钱物上加入名为镭或钴的放射性同位素，然后将带有该种放射性同位素的钱物交与被检测人。若其收受了这些钱物，反贪部门用相应的探测仪可马上发现其钱物藏匿的地方。

　　“一个检验是否贪官污吏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的关注。肯定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

　　记者:有网友认为，“贪官检测方法”申请专利只是一个笑谈，您认为，这种方法会有“市场需求”吗?能运用到现实反腐败中来吗?

　　李景平:探索反腐败的新方法，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同位素测贪”不仅不能有效反腐，而且不利于反腐败工作。这是因为，腐败是指公职人员用公权谋私利严重违反公职行为规范的一种社会现象。谁以权谋私，谁就有可能成为腐败者(贪官)。腐败只能靠制度、法规约束和制裁。北欧、新加坡和我国香港之所以廉洁，并非是测贪技术高明，而是在于制度和体制的完善。再说钱、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对，你可拥有，他也可拥有，它只是在腐败行为发生时充当客体(对象)而已。因此，“贪官检测方法”不会有大的“市场需求”，很难运用到现实的反腐败工作中。

　　记者:我们注意到，也有不少人为这种“贪官检测方法”叫好，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什么心情或者说期待?

　　李景平:叫好的声音折射出来的是公众对于贪官的深恶痛绝。民间对于反腐败工作的殷殷期待，其实恰恰是反腐工作的最大财富与基础。贪官再狡兔三窟，再精于伪装，也不可能逃过所有公众的“火眼金睛”，假如反腐工作能够更多地重视民间反馈，借助民间力量和智慧的话，再“魔高一尺”的贪官也逃不出全民反腐设置的天罗地网。

　　贪官检测方法的发明者认为可以用放射性同位素跟踪钱物，其实代表着一种公众对腐败“紧盯死防”最直观、最原始、最朴素的想象。

　　记者: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克服“反腐急躁症”?

　　李景平:纵观近年来出台的种种“反腐新招”，大都是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或技术手段遏制腐败行为。也不能说这些技术性的“反腐新招”毫无价值。没有技术或新招，反腐败肯定缺乏效率。但是，许多腐败并不需要“高技术”来发现。腐败分子的种种所为，只要在“阳光”下，就会现出原形。因此，目前中国最缺乏的并不是反腐技术，而是完善的反腐制度。关键在于公众能不能真正地行使监督权利，司法机关能不能独立地依法办案。

　　反腐败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传统和现代因素并存交替之中，腐败处在易发和多发期。要从根本上有效地防范和惩治腐败，必须从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腐败的成因，分析其构成要素和相互作用，科学地掌握腐败发生的机理，从各个环节采取相应对策，进行综合治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犯“反腐急躁症”。(孙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