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可能上升”

　　调查显示，今年农民工受城市契约文化熏陶，返乡后可能不适应地方农民传统管理模式

　　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日益加深，媒体、学者开始担心，因失业而滞留城市的农民工会影响城市的稳定。

　　但调查者分析后认为，这样的担心没有太大必要。

　　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工都表现出一个共性：在城里面找不到工作，通常是在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就马上往别的城市流动，或者选择回到家乡去。他们都不愿意流落街头。

　　“他们都觉得，如果流落到街头，这事让老乡知道了，传回老家就抬不起头了。”出身农村的李涛认为，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伦理约束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

　　李涛说，城市出现的一些流动人员犯罪，他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两码事。

　　“大多数农民工都很老实，你拖欠他一年工资他都在那老老实实，偶尔上个街讨个工钱，大家都觉得这事闹大了。”李涛说。

　　而且从回收的387份问卷调查看，大多数农民工是青壮年劳动力，初中毕业甚至是高中技校，在乡村社会属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

　　2月10日，经济学者汪涛在接受采访时说，鉴于政府投入巨大财力应对农民工失业问题，所以该问题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不过，返乡后的农民工可能会与农村传统的治理模式有一些冲突。”李涛说，因为青年农民工受了城市契约文化的熏陶，可能不适应农村传统的管理，金融危机中，可能会在地方局部中造成冲突。

　　近九成受访民工未参加培训

　　他们或没有获得相关通知，或觉得培训流于形式；江苏有地方甚至花钱请农民听培训

　　2008年失业的刘刚春节回江苏姚湖村后，村里曾组织过劳动培训。

　　“听讲座的村民可以领到二十元钱。去听讲座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很少有打工者去。”刘刚告诉调查者。

　　调查发现，农民工们对地方组织的培训并不看好。

　　在161人的回答中，有89%的人由于没有获得相关信息或通知；或尽管了解到有培训的信息，但担心是走形式，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参加培训。

　　“去年我去一个地方给当地技校老师做培训，当地有关部门的官员告诉我，因为农民工不愿意接受培训，他们为了完成上级的培训指标，不得不编造接受培训的人数。”2月12日，李涛说。

　　2月13日，新华社也有报道指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低效。

　　报道称，目前一些县级农村劳动力培训机构设施落后，培训规模小，培训质量低，政府虽然补贴了大量资金，效果却不明显。更有一些不具备必要资质的机构，为了获取政府补助，巧立名目缩减培训内容。

　　李涛说，如果培训的内容跟实际不相关的话，这比不培训还糟，因为农民工会对培训留下很糟糕的印象，以后组织他培训就很难。

　　调查者所了解的事实是，大多数技校和职校老师都停留在理论培训上，“大部分老师自己都没有外出务工的经验，缺乏实际务工经验，给在校学生上上课还可以，给农民工上课就不行了，培训缺少针对性，不适用。”

　　调查还表露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农民工进城后适应城市生活的保障性培训，是更容易被忽略掉的。

　　目前，为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综合性培训，因为缺少师资，在基层农村很难开展起来。

　　李涛说，其实这比职业技术培训还要重要。生产技术三两天能学会，但如何让农民工学会自我保护，如何融入城市文化，则难得多。而且农民工的权益无法保障，整个未来可持续的生产力就被透支掉了，最后还是影响城市发展。

　　政府可出资招标培训机构

　　专家建议，社会服务被政府垄断后，便会表现得效率低下，培训工作应让社会力量来完成

　　2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推出了“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此次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计划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培训时间长达3至6个月，其中包括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

　　李涛说，这么大规模的培训投入一定不菲，但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当社会服务被政府垄断时就会变得低效。”

　　目前对失业农民工的培训任务，农业部分给农业局，劳动部分给劳动局。农业局再分给自己下面办的农校，劳动局再分给自己下面办的技校。

　　“表面上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最后未必能有效地把服务传达出去。”李涛说。

　　李涛认为，政府应该把用于农民工培训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公开招标，谁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就把钱给谁。

　　2月12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培训工作应该由社会力量来做，让盈利组织来做这件事可能更好。

　　除了培训，李涛认为政府应该拿出钱帮助失业家庭找岗位。

　　“在社会服务组织高度发达的环境下，如果大规模的失业影响到家庭的话，社会组织马上就会运转起来，协助这个家庭做个案，帮助他度过心理危机，不要让他家庭关系恶化。”李涛认为。

　　“现状是，政府应对危机的模式目前是控制和管理型的，不是服务和引导型。”李涛认为，政府应开放服务市场，采取公开采购社会服务的方式，看看谁有方法和技术解决就业问题就把钱投给谁。

　　显然，这要求社会应重新彻底反思对农民工的定位，不能继续把农民工简单定位为廉价劳动力，应该意识到农民工本身也是这个城市的生活者、消费者。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人，一个平等的人，这样才能做到以人为本。”李涛说。

　　(文中部分受调查农民工为化名)

　　- 核心提示

　　今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

　　也就在此前的1月中旬，一个叫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的民间组织，派出33名成员和农民工志愿者，对身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

　　调查历时半个月，涉及北京、江苏、陕西、重庆等15个省市。

　　调查显示，59.3%的农民工仍旧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愿回归土地；农民工的失业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明显恶化；农民工的就业格局也正在朝西部、北部城市发展。

　　调查显示了另一个严峻现实是，各地方政府针对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并不被多数农民工认可，培训显得相对低效而空泛。

　　□本报记者 褚朝新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