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旱，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然而此时却传出了“抗旱成本投入过大”、“抗旱不值”、“抗旱赔钱”等论调，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汴通对此作出了驳斥，他说：“抗旱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大局，不能仅算经济账。”(2月11日《东方早报》)

　　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抗旱不值论”的始作俑者居然正是本应“心里如汤煮”的“农夫”：同一篇报道就披露“部分农民给其算了笔‘经济账’，反映其抗旱浇麦的成本大于其预期收益，因而并不愿意积极抗旱”，前两天，新华社也有一篇报道说“有些农民不舍得投入，‘抗旱划不来’的思想严重”———如此看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日前宣布启动我国历史上首次Ⅰ级抗旱应急响应，举国上下为旱情揪心，竟然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

　　实际上，从这次旱灾演变过程来看，我们早就应该感受到农民对抗旱救灾的消极态度了。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禾稻枯焦，亦非一日之旱，据报道，旱情从出现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了，为什么此前国家防总没有先启动Ⅲ级、Ⅱ级抗旱紧急响应，而是一上来就是最高级别的Ⅰ级？为什么旱区的各省市县政府没有在国家防总之前启动各自的“抗旱紧急响应”？原因可以列出不少，但有一条也许非常关键，那就是很可能在旱情一开始，农民就选择了放弃。

　　中国农民是最理性的，他们只需要简单计算一下抗旱所需要支付的水、电、柴油等的支出，再预估一下卖粮的收入，他们就不难得出“抗旱不值”、“抗旱赔钱”的结论。问题的糟糕之处在于，农民的个体理性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整体非理性———关于旱情的信息，在源头上就被截留了，等到国家防总不得不面对时，国家的粮食安全已经亮起了红灯，十万火急，只能“Ⅰ级”了。

　　可以肯定的是，农民的这种消极心态，必然会对抗旱的效果产生严重影响。因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再重视，出动的武警消防官兵再多，但要战胜如此大范围的严重旱情，没有农民的积极性是绝对不行的，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就必须解决农民关心的抗旱成本问题。所谓“紧急响应”，我觉得就应该体现在这个地方，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取得这次抗旱救灾的胜利的。

　　这次旱灾中“抗旱不值论”的流行，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兴衰，民族生存，本应以举国之力，举全民族之力来解决它，但奇怪的是，我们却似乎简单地将其“包”给了农民，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