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8年浙江省的反贪成果，索贿受贿689万余元的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原副处长何炜“无意中”成为该年度浙江省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一人。而向何炜行贿的包工头之一的田妙法，“一不小心”也成为近年来浙江省因行贿罪获刑最重的行贿人。2009年春节，当人们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时候，已在监狱服刑的何炜反复咀嚼着自己的昨天和今天———“都是贪心惹的祸”！

　　透视这起特大索贿受贿案，分析工程建设领域受贿者与行贿人这对利益攸关方的“特殊关系”，不难推理出这样一个结论：行贿人，其实就是受贿者的掘墓人。

　　行贿人寿某：何炜实在太贪了，老是对我们抱怨自己连喝茶的钱都没有。有时看到别的老板抽的高档烟，他也当场索要。

　　行贿人周某：一接到何炜的电话，都是心惊肉跳的，以至于后来自己都神经衰弱了。

　　行贿大户田妙法：用钞票就能搞定对方，拿到工程，赚到大钱。

　　受贿人何炜：谁会嫌钱多呢？有白拿的谁不拿？！

　　办案检察官王玉：自己办过不少受贿案件，但像何炜这样几乎每一个工程项目都要收钱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碰到。

　　1 从“客气”地受贿到索贿

　　何炜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有着家人的呵护，他一直顺利地成长着，1984年考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民建专业，毕业后留校做了五年助教。如果何炜一直安于校园的宁静，或许他早已成为建筑业界的教授，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何炜认为当老师有前途没“钱途”。1993年6月，他不顾家人劝阻，离开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来到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工程项目经理，也就是包工头。次年，他跳槽到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仍是做包工头。一年后又跳槽到一家浙江省属国有房地产公司。三年三次跳槽，何炜虽然没有挣到多少钱，但他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大学教师到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的转型，也学到了不少工程建筑领域的行受贿“潜规则”。

　　也许是因为有了“土木建筑工程师”的招牌，1996年12月，何炜顺利地进入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当上了公务员。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省体育局承担着领跑浙江体育事业起飞的大任，大量的体育工程待建，工程建筑类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懂建筑的何炜自然被委以重任，具体负责工程项目的实施。虽然只是一个科员，但何炜的实际权重不亚于处长，甚至胜于分管的副局长，局里基建工程的项目管理、资金结算等，他都能说了算。

　　1997年底，浙江省不少体育工程陆续筹建，何炜迅速进入“角色”，没几天就在家中“客气”地收受承包人陈某送的1万元，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甜头。1998年春节，何炜第二次收受承包人赵某送的2万元“拜年礼”时，他开始把“客套话”省了。到了2000年中秋节，何炜第三次收受赵某送的5万元“过节费”时，看都没看一眼，用手掂了掂就扔到了茶几上。

　　2001年9月，随着浙江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在杭州市萧山区钱江科教城的动工兴建，何炜受贿的渠道更广了。他开始不满足于过年过节收的几万元，而是主动出击索贿了。当时，杭州一家建筑设计院正在积极争取萧山体育训练基地有关场馆的设计业务，找到何炜帮忙。何炜看上了该院院长寿某新买的轿车，就以借为名，将这辆近15万元的新车占为己有。直到案发，这辆车还没有还给寿某。

　　有了车的何炜不久后向寿某提出要配个车位。寿某没有办法，只好由单位出16万元以何炜妻子王某的名义购买了一个地下车位给何炜。

　　2006年2月，何炜担任浙江省体育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兼局基建办副主任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他的胃口也更大了。同年8月12日，何炜从寿某等人处向杭州一家设计院索贿25万元。之后不久，他又向该设计院的蒋某索要了12万元。寿某作证时说：“何炜实在太贪了，老是对我们抱怨自己连喝茶的钱都没有。有时看到别的老板抽的高档烟，他也当场索要。”承办此案的杭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王玉　坦言，自己办过不少受贿案件，但像何炜这样几乎每一个工程项目都要收钱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碰到。

　　女承包人周某更是被何炜的索贿吓怕了，她对检察官说：“一接到何炜的电话，都是心惊肉跳的，以至于后来自己都神经衰弱了。”2005年10月，何炜第一次开口就向她索要了30万元。当年年底，何炜又向她索要35万元，在工程款支付上有求于何炜的周某不得不给。2006年上半年，何炜两次直接向周某索要30万元、39万元。2007年，何炜以没钱花为由，又向周某索要40万元。2005年至2007年，何炜向周某索要钱款总计174万元，还不包括周某主动送的2万元。

　　以“哭穷”的方式直接索贿，渐成何炜受贿的主要方式。在被查实和认定的689万余元受贿款中，他的索贿额高达573万元！事实上，何炜的家庭条件很好，仅靠浙江省体育局正常的收入就能达到“小康”了。但是，正如何炜自己所说：“谁会嫌钱多呢？有白拿的谁不拿？！”一句话，受贿，早已成为这个受贿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