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种地还不行

　　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有13亩地，一年辛苦下来，最多可以收入6500元

　　当然，在这个村子，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

　　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时，没有碑文和家谱可以考证。老人们说，他们的先人从明朝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而来。

　　这里的人世代务农，直到解放后，才慢慢有人走出去，成为“吃国家饭的人”。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这个600多人的村子，出了十来名大学生。

　　这些走出去的人，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

　　不能不打工。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至少要10万块钱。

　　在南河池村，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肥料在涨价，种子在涨价，柴油在涨价，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却年年跌，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两块多。

　　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加上政府补贴，一亩地最多可以收500元，总共是6500元。不说人情门户和小病小灾的开支，单指望种这13亩地，也要14年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

　　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

　　孙亮除了一个姐姐，还有个弟弟。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每个月工资发放后，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由哥哥寄回老家。

　　三个月前金融危机影响尚不明显时，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

　　“家里不花他一分钱，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他能有啥意见？”孙亮也不怎么花钱，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

　　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是“月光族”。孙亮不羡慕他们，他认为，人跟人是没办法比的。

　　在村里，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并没有从打工的子女那里获得什么收益。

　　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

　　同村的孙芳，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适应工作。

　　“我脾气倔，主管拉长等当官儿的喜欢骂人，别人忍忍算了，我不忍，跟他们对骂。”她当年离家时，是母亲给的路费。两年后返乡，身上不足一千块钱。

　　还有人喜欢花钱。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月收入1800元。他喜欢喝酒，又喜欢跟工友打牌，还经常买六合彩。

　　村民们发现，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现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他们寄回家的钱，比年长者越来越少。

　　“空心”的村庄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在邓州市，留守儿童有8万名

　　语文12分，数学8分。

　　这是孙亮一个远房堂侄的成绩单，那是4年前，这个名叫孙晓的小家伙还在读小学。

　　现在，孙晓在邻近的内乡县读初中。这个春节，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学。

　　“一看书就头疼”，他的理由，跟孙亮当年辍学的原因如出一辙。其实，小学刚入学的前两年，他每次考试在班里还属于拔尖的，被大家视作一棵读书的好苗子。

　　6年前，他的父母赴杭州萧山区打工，将他和姐姐丢给了奶奶。

　　父母在翻砂厂工作，每个月累得要死要活能落下2千多块钱。每次打电话，父亲孙大春总是教导两个孩子，“好好上学呀，以后别像我和你妈这样卖苦力。”

　　但孩子显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孙晓的姐姐在初中时变得越来越沉默，成绩也直线下降。孙晓则开始与一群逃学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又常在小学门口的代销点赊欠零食。

　　他的成绩越来越差，到最后，老师也懒得管他了，只是叮嘱他，“别带坏了同学”。

　　孙晓的姐姐两年前就辍学了，现在一所技校学电脑。春节没过完，孙大春便赶到南阳，又开始为儿子找技校了。

　　“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肯定让孩子受亏。”孙大春吸了口烟，“不过，不出去咋办？这种地能挣个啥钱？”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在这里不是新鲜事。

　　数据显示，在邓州市，像孙晓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万名。

　　村长说，村干部们越来越担心，这些被父母丢在老家的孩子，成绩普遍很差，十年八年以后，当他们长大成人，除了出去继续卖苦力，还能干些什么？

　　而对于那些失业回来的打工者，村里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的方法，至少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土地纠纷问题。

　　林林总总的开支

　　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村民们的生存处境仍面临很多压力

　　20年前，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村子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赶着大牛车，把庄稼活儿做好，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

　　现在，这些人都老了，在寒冷的北风中，他们抄着手，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

　　家庭里的权威，也在向那些能挣钱的年轻人转移。

　　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母亲劝阻多次都没用。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父亲开始听他的话了，天天躲着那些赌友，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

　　在村人看来，在村里，要么你勤奋，要么你聪明，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盖更好看的房子，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

　　不过，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机，村民们的处境，跟以往并无根本改变。

　　4年前，河南全省的农业税取消。紧随其后的，是农资产品涨价。一辆10匹马力的拖拉机，4年前的价格是4千元左右，现在接近7千元。

　　其他方面的开支，也不轻松。

　　在自家宅基地盖座新房，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需要给镇土地办交两千块的“办证费”。

　　而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去年关于涉农收费的最新规定，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时，除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普通证书每证5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外(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

　　死后也需要开支。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须火化，理由是保护耕地。但村人还是愿意花两千多元将亲人遗体火化后再土葬。

　　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也让他们感觉不安。

　　“我都不敢回来了。”孙大春腊月二十八从杭州回村，不到三天，买年货走亲戚，就花了2000多块钱。两个孩子上技校，还得花钱。此前连续三个春节，他都没有回村子过年。来回路费贵不说，人情往来太厉害了。

　　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千元的年轻人，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天天接触重金属，他们明知道毒素会在体内沉积，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他们看来，即使挣来更多的钱，自己作为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

　　孙亮不知道创业该从何创起，过完年，他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大年三十这天，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欢迎回故乡创业”。

　　短信没有讲究竟有哪些措施，孙亮也懒得问。

　　而根据媒体报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该市积极开辟创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三条“绿色通道”，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养殖业，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

　　在孙亮看来，在村子里，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却不知从何创起。

　　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十里外的镇上，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村里没有矿藏，附近也没有工厂，除了没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夸耀的东西。

　　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玩具厂工作，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

　　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钱越来越难挣了。村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是在南方失业后返乡的。他们有的想再出去碰碰运气，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风头。

　　从事重工业的也不例外。孙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厂，在去年下半年，工作量就越来越少。“老板说是金融危机闹的，我不懂啥危机，钱挣得少，我就换厂子。”

　　年前，孙大春蹲在人群中，跟村南头几个年轻人聊挣钱的门路。那几个人在广东好几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却是待业之身。

　　“要是去年春上，我在那里的翻砂厂介绍进去十个八个没一点问题。今年，我不敢打这个包票。”孙大春深深吸了口烟。

　　与城市人对失业的敏感不同，这些出去打工的农民工有着随遇而安的朴素想法。

　　孙亮离开南方时，是失业的，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应该可以吧，我弟弟还在那里呢。”

　　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在他打工的惠州黄埠镇，鞋厂倒闭了三分之一左右。倘若继续倒闭下去，“我也只好换个地方了。”

　　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他们美好的期望，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一年接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