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以郑州市政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民告官”案件，每年平均有100多起。为了从源头上杜绝市政府违法行为的发生，郑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市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通知》，决定对8类行为要求进行合法性审核。(2月5日《大河报》)

　　在一个法治国家，将纠纷付诸司法解决不过是极为寻常的社会活动。在法院的终审判决未下达之前，谁敢武断地说被告就都是非法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从全国的平均数字来看，近年来官方败诉的行政案件只有全部行政诉讼的三成。这一数据，意味着作为原告的“民”所提起的诉讼大多并无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因而才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事实上，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当被告上法庭的可能，而即便被告上法庭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非法。改变羞于当被告，勇于接受司法的制约和监督，才是行政机关应该树立的法治理念。行政诉讼的作用也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监督。它同时还有着确认、保障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只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司法就要予以认可和维持，原、被告之间的法律纠纷也将在司法的介入下得到解决。

　　当然，在司法地方化及司法行政化的背景下，也无需对行政机关极低的败诉率评价过高。“民告官”民输多赢少，既不能说明那些输掉官司的“民”都是在无理取闹，也不能证实赢得官司的行政机关就是坚持了依法行政。

　　从行政机关来说，是如何保障依法行政，防止非法行政，哪怕数量很少。预防非法行政行为的发生，较之如何应对行政诉讼，显然更为重要。

　　进而言之，如何保证合法性审核的成效？作为预防机制的合法性审核，还需要作为责任机制的行政追偿来配合。报道称，仅去年一年，郑州市法制局受理的市一级复议、信访等案件就达到了583起，其中立案362起，审结315起，65起被认定为违法。有官员称，非法行政多发生在大型项目投资协议、重大投资决策、企业改制、土地使用权变更、城中村改造拆迁等方面。既然违法行政不在少数，如果缺乏相应的行政追偿，每次行政机关败诉之后只能依靠校正违法行政行为就了事，必然会让那些决策者很难顾及执行成本和法律责任。

　　于公共媒体上，行政机关败诉率虽不高，败诉的个案还是时有可见，但，相关官员因此而被问责的，似乎不多。希望各地在官员的权责一致上也有一些明晰的制度出台。

　　□王琳(海南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