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仍然锁定“三农”，文件坦言，今年“三农”形势之严峻，超乎任何一年。特别是，如何解决2000余万失业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更成了关键的关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9年全球新增失业人数在5000万左右，而我们2000万失业的农民工并未纳入主流统计体系。即便在“统计”的时候，可以不直面，但农民工失业对整个农村形势的影响无法回避，不仅事关农民增收，更攸关社会稳定的大局。

　　在当下全球经济形势未稳和中国经济尚未复苏的情况下，新增2000万个工作岗位谈何容易。因此，在政策取向上除了努力使返程的农民工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外，应该做好相当一部分失业的农民工暂时不能就业的心理准备，并对未能就业的农民工给予合理的安排，避免引发社会问题。

　　此次农民工大范围失业，根源在金融危机，但和农民工自身的劳动技能不无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两代农民工就其谋生技能而言，并未发生质的飞跃。大部分农民工初中毕业，小学毕业的也有相当的比例，这决定了其从事的行业和应对外来风险的能力，加之一直疏于对这些为中国的GDP贡献良多的劳动人口的培训，危机一来，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大规模的针对性强的、实用的农民工培训计划不仅是应对危机之举，更是中国模式转型的必然要素，结构要调整，产业要升级，离不开对农民工的“换代升级”问题。“农民工2.0”不仅意味着在年龄上是80后或者90后的，更意味着在劳动技能上的跃迁，这是一个长效的工作，甚至决定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农民工的培训问题，但尚需具体的政策扶持力度。从去年底各地农民工培训的情况来看，很多地方要么将此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个措施，要么针对性不强，要么资金、师资力量欠缺导致培训走过场和流于形式。

　　我们建议，在资金上，通过财政拨付成立“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不能“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而应将之纳入国家预算体系。

　　在师资和培训形式上，应该充分利用职业学校和高校的闲散的师资力量，通过高校帮扶、结对的形式，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大量的农民工在文化素质方面的欠缺，完全可以发挥尚未就业的大学生的优势，让当地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作为专业的培训老师进行文化课的培训，既解决了大学生就业压力，又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属于双赢之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农民工属于农村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见过世面，视野开阔，即使最后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回到城里，也是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能把他们当成包袱或者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待，这是在政策上急需引导和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