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农民工失业问题显得日益紧迫。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介绍，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照此比例推算，目前已有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业返乡。

　　在春节短暂的团聚和喘息过后，他们是否会安居乡土，他们又是否还能去往远方，是摆在社会面前的巨大问号。我们已经看到，针对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岗位服务等各方面的政策应对已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但回溯根源，这个数量庞大而保障却极其脆弱的群体的返乡之路，他们失业和失根的无奈和无助，像闪电一样映照出我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城市化道路的重要缺陷。

　　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之一，是对创造力的尊重和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的开放与流动，其中，那些同样向往自由和美好生活，从被束缚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动的农民，是这曲宏大乐章中最壮丽激昂也是最跌宕起伏的一页。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撑，农民工则以艰辛和汗水托举起中国工业化的强大步伐和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速，但却在金融危机波及、外需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推倒后成为受伤最深的一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城乡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的阻隔，农民工很难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实现城市化，很难受惠于变身为市民的基本保障，当风暴来袭，他们便无可躲避地成为数量最大但抗风险能力却最弱的群体。

　　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告诉我们，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是相伴随的。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坚硬现实是，农民工在城市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供给和产能的同时，却无法真正成为市民中的一员，社会政策上的二元壁垒，直接折损了他们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各方面的的权益和尊严，也挤压了他们在就业艰难时继续在城市生活的可能空间。

　　都说心安之处是故乡。可摆在这些失业的农民工面前的，却是城市和农村均难以心安、难以归依的两难——城市里工作不易、保障缺乏，而重返故乡，无论是土地的数量，还是早已城市化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也使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难以重归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应为两千万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的生存的困境、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的状态担负责任的，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还有劳动力在实现了流动和解放后社会政策未能及时跟进的公平缺失。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滞后未能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岁月得以凸显的话，而金融危机则让这样的制度短板显性化，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思之下，应当承认当初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时，看到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积极效应，而对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后的农民将何以安身立命缺乏周全的筹划，我们甚至更多地是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意义上利用了农民挣脱土地后的社会弱势，发展的道路上有着农民的艰辛。

　　金融危机无法阻挡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脚步，但波澜的确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意识到社会政策跟进的紧迫性，并由此塑造出中国经济的新气质，乃至整个国家的新气质。一切重大的决策，应当看到积极的效用，也须未雨绸缪，慎重考虑其长远影响，及早预见其变数。(本报评论员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