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了，中国也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加强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力度。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中国会不会在会议上签署有关气候变化的条约？

　　温家宝：我前天在布鲁塞尔同巴罗佐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中国的观点主要有三：第一，中国支持哥本哈根会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支持发展绿色经济，而且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很可能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是高度重视的，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国家领导小组，并且制定了第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据我知道，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份国家方案。我们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制定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也就是每年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4%，5年降低20%。前两年我们没有完成任务。2008年我们完成了。我们还将继续把这种做法长期坚持下去。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自我限制的一种办法。第三，中国难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量化目标，因为中国还处在发展中。欧洲已经有几百年工业化的历史。我们才有几十年。我们有13亿人口，但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累计排放更低。但是我们仍然抱着积极的态度加强同欧盟的合作，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环保技术上。

　　巴伯：温总理，在采访之前，有人告诉我，要问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得特别小心。

　　温家宝：可以随便问。

　　巴伯：有人说问这个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10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选？

　　温家宝：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还是想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他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巴伯：所以就可以进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让人民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

　　温家宝：是的，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巴伯：我想，您又一次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准备采访时我也有自己想引用的亚当·斯密应对金融危机的话。其实这句话也是来自您最喜欢的《道德情操论》。

　　温家宝：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不引人注意，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他只有两次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提到看不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道德。

　　巴伯：我可能早都已经记得非常清楚了。不管一个人有多么的自私，但很明显在一个人的本性中总是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对其他人的福祉产生兴趣，能够为他带来幸福感和快乐的感觉。虽然他从别人的福利中并不会得到具体的好处，只不过他得到的好处就是能够看到他人幸福。

　　温家宝：我很欣赏这句话。

　　巴伯：再次感谢您能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

　　温家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