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的独立性

　　由政府机构推选产生的“公众代表”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程序的设计，尽可能让这种独立性得到保障。

　　访谈时，要有两名巡视员同时在场，互相监督，还要有一名检察院的驻看守所检察员同时在场，“监督监督者”。

　　访谈时间和约谈对象的随机性安排，更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我和王龙谈得来，我们自己凑成一个小组，商量好时间，提前一天给办公室打电话，一般都能安排。访谈对象是我们根据看守所提供的人员名单，现场挑。有时候，走到一个监舍，看谁合适，我们当场提出要和他谈，也能满足。”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和搭档王龙一共访谈了5次。

　　“说实话，也没有特别的办法，更多的是一种对巡视员的信任，依靠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责任感。”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去巡视的时候，我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而不是一名院长。”辽源市中医院院长、巡视员王龙说。

　　并不是所有巡视员，都对自己的角色有如此的定位。

　　在辽源市检察院提供的总结材料中，巡视员们习惯性地用“领导”称呼他们的监督对象——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多数人对检察院给予他们这次当巡视员的机会，表达了感谢。

　　“如果真的发现了刑讯逼供，您是否敢如实地写在报告上？”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巡视员王龙略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敢，这没有什么不敢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人向您反映刑讯逼供的问题？”

　　“刑讯逼供倒是没有，就是有的人说，在进看守所之前，有警官对他推推搡搡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难判断的，推推搡搡也很难避免。”王龙说，最终，他并没把这个情况写在访谈记录上。

　　在押人员的压力

　　辽源市看守所里的400余名在押人员，是王龙可能的访谈对象，也是刑讯逼供可能的受害者。

　　每次访谈前，王龙都会问访谈对象：“知道羁押巡视制度吗？”

　　多数人都茫然地摇摇头。“我们没有提前和在押人员讲这个事，他们都是访谈的时候才知道的。”辽源市看守所教育科科长范建设说，“不告诉他们，也是为了不给他们压力，访谈了几次以后，各个监舍就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程序上的完善，尽可能减少在押人员的心理压力。

　　根据羁押巡视制度的规定，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在访谈时必须回避，访谈现场不录音、不录像。访谈记录，看守所人员也不能查看，直接由访谈员交给检察院的巡视员办公室，由其将问题汇总后，反映给看守所的负责人，大一些的问题，还要召开协调会。

　　“巡视员反映的问题，我们一般不马上向看守所反映，以防看守所对号入座，对访谈人员造成压力。”巡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永江说。

　　几次访谈以后，王龙也对自己的工作对象进行了分析。“他们有未决犯，也有已经判了刑的，还有一些重刑犯，不同情况，心理状况也不一样，不同性格的人，说话也不一样。”

　　“他们一开始比较紧张，后来慢慢说话就自如了。”李桂芝说。去年一年，她一共到看守所巡访了5次，每次都在改进自己的访谈技巧。“我们得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营造一个轻松的谈话氛围，他们也就愿意说话了。”

　　“为了让他们觉得温暖，我一般先唠唠家常，一些问题也不问得那么直接，他们也越来越信任我们，有的人还主动向我们反映问题。”李桂芝说。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向她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