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从被贴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这一标签后，仇和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不断地逃避着媒体的追逐。今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刊登了两位作者于2008年10月8日对仇和的独家专访。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本报予以改编刊载。

　　笔者：从您2004年露面《南方周末》以来，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染有“人治”色彩的改革者形象，有些强悍，不够民主。我们想知道，“媒体仇和”是不是真正的“公民仇和”？您的媒体形象和真实形象有没有差异？

　　仇和：“媒体仇和”和“公民仇和”当然有差异，而且有着巨大的差异。

　　“媒体仇和”是个“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而实际上，宿迁改革中的冲突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宿迁改革总体上是平稳的、有序推进的。至于外界所传有关我的一些“精彩”镜头、细节，其实有许多是子虚乌有、以讹传讹。比如媒体说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干部说我“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个干部在回忆强行拆迁时，说铲车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300多人，将老百姓甩到雨中。媒体描述了这个细节之后，接着引用了我说过的话，“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这样的描述，让读者看起来好像是我领着干部去拆迁。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去过拆迁现场，那件事我也从不知情，更不会从这件事中推导出“中国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须遵循压缩饼干式的发展逻辑”。

　　“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我想，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也许只是出于文章表达的需要，有意无意间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冲突。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号化，一个符号化的形象难免会失真。

　　虽然媒体说我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我自己也跟媒体说过，“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但是，我具体做事的时候，总是努力将争议降低到最小程度，尽最大努力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笔者：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治还不能完全摆脱，法治的诉求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历史时期，您似乎成了人治的代名词，以人治为要义的“仇和现象”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探讨中国转型的标本。记者和学者认为您是有缺点的时代英雄，他们在肯定您的时候，总不忘提醒您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对此，您怎么看？您的权力边界应该划在哪儿？

　　仇和：我认为这是外界不了解我，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结果。我做事一向非常重视依法、遵规、履程，着力制度创新和治理，始终将权力运作约束在法律、政策和制度框架之内。

　　举个例子，你可能听说过，联想集团在洽谈收购宿迁玻璃厂时，总裁柳传志很有顾虑，听说我很“强势”，我的话常常比政策都“灵”，今天说“行”，明天也可以说“不行”，如果巨额投资砸下去，我的承诺不兑现甚至出现扯皮、刁难怎么办？后来，他在别人的解释、劝说下，才最终下决心投资宿迁。

　　媒体镜像中的我，是一个做事喜欢走极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我被贴上了“独断专横”的标签。即使是那些对我多有褒奖的报道，也不忘善意地提醒我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

　　对此，我想说，我做事一贯讲究民主。我在宿迁任职期间，北京的一位高级干部率考察组去宿迁考察我。他们找市里的干部谈话，范围很大。谈话结束后，问我怎么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想，可能他们事先听到过我作风不民主的传闻吧。我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民主。你说是开会讨论的方式更民主，还是事先一对一谈话更民主？开会的时候，我是“一把手”，我表态过后，一般能有多少异议呢？可是，一旦我一对一谈话，交心，情况就不同了，不同意见就会真诚地表达出来。我做市委书记累，累就累在一对一谈话的民主上，从市委常委，到党政班子，到市级领导班子，挨个谈，挨个征求意见，你说累不累？可是，我们的改革能够稳定有效地推行，也得益于此。最后，考察组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

　　我做事特别看重制度。我做市委书记，做得最多的是制度创新。由于制度建设搞得好，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宿迁的女干部没有一个是我任命的。的确如此，她们都是经过公开招考、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公选的干部。

　　至于“强硬”，我承认确实有强硬的一面，但这种强硬主要表现在抓工作落实上，即制度执行环节。抓工作落实如果不狠一些，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怎么能推动工作？

　　笔者：对于您的施政风格，有人总结了三个字“急”、“大”、“狠”。您怎么看？

　　仇和：确实，我比较“急”。为什么呢？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所以我比较“急”。

　　你与我交往多年，你知道，浙江经验对我施政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认真解剖浙江经验，我发现，其核心是打了“双差”，即改革打了时间差，提前15年搞市场经济；创业打了空间差，鼓励老板满天下跑。正是这“双差”，使浙江具备了发展的先发优势。要想在区域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必须打好发展的时间差、信息差、空间差、制度差，实现差别竞争，特色取胜。

　　为了抢占发展的先机，在区域竞争中，我做事向来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于是，当别的地方因财政困难还在等、靠、要，希望靠上级支持来完成公路建设时，宿迁却带头有偿借资，通过自身努力完成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当别的地方还在寄希望于上级支持、布点完成工业化时，宿迁却把重点放在了招商引资上，通过撬动民资来推动工业化；当别的地方终于明白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力拼优惠政策时，宿迁又把改革的触角伸向最为敏感的医疗领域、教育领域……

　　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沭阳在宿迁从一个最落后的县变成了发展最快的县，一定程度上，与沭阳抓住了很多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说“大”，说的是我的改革力度“大”，指的是我不惜拿最为敏感的社会事业开刀。面对宿迁这样一个包袱极重的特殊市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轻装前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全面“接轨”市场，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至于说“严”，可能是说我对干部要求“严”。当别的地方如苏南富得流油时，宿迁却穷得冒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正如你们看到的，10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

　　笔者：您在宿迁那些年，采取了一种“压缩饼干”式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引发了太多的争论。您身上可以说是集两种极端舆论于一身，有人将您视作爱民如子的“青天”，甚至喊出了“求天求地不如仇和”的口号，也有人说你是增加农民负担的“酷吏”、大搞形象工程的“导演”；有人说你是实现经济谷底隆起的高手，抓工作注重落实的楷模，也有人将你看作是胡干蛮闹的“另类”，甚至把你的一些做法当作饭桌上助兴的笑料，广为传播。请问：您自己认为在宿迁10年的施政，究竟是一种理性探索，还是一种蛮干胡闹？

　　仇和：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说明宿迁的四个“特”。在有些人的眼里，我们显得很“另类”，这是不了解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做法，都是“四特”背景下的非常对策。

　　所谓“四特”是指：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展阶段。我这里着重讲讲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地位。

　　特殊区位，不是地理区位而是经济区位。宿迁的落后状况，如果处在大西北，日子可能会好过些，但可惜的是不在大西北，而是处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当中的不发达市份。面对强手如林的周边沿海发达地区，要在同一个舞台上表现、同一个赛场上赛马、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要跨过同一条起跑线。

　　从特殊的地位看，江苏分为三大板块，苏南、苏中、苏北，而宿迁又是苏北板块中最落后的一个市。回良玉副总理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时，曾形象地把江苏13个地级市比喻为一个大水桶，这个大水桶由13块板组成，板子的宽度差不多，长度却不一样，南京和苏(州)(无)锡常(州)的板子最长，宿迁的板子最短，装水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板子，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板子。如果宿迁不加快发展，那么全省达小康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彻底的；如果宿迁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那么江苏的现代化也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彻底的。

　　宿迁因为没有中心城市，“三农”比例在江苏最高、比重最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最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没有处在同一发展起跑线上，所以就出现了特定的发展阶段。

　　回良玉在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时说，宿迁的市情很特殊，省里要给予特殊的政策，允许宿迁率先改革、率先创新。为此，江苏省委、省政府在2001年4月26日于淮安召开的苏北区域发展座谈会上，专门在会议所形成的12号文件中给宿迁写了一段：“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宿迁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灵活的政策。”

　　我担任市委书记时，无论是谁，只要乘车走到宁宿徐高速公路的宿迁段，都能看到写有这段文字的公益广告。在宿迁市的繁华街道，也竖有这样的广告。有人说，这条政策成了我仇和对付各种攻击的“挡箭牌”。

　　单从字面上理解，外人也许不容易看出江苏省委的深刻用心，因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既然大家都是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行事，你宿迁可以搞的，别的地方也可以搞，定这样的政策有何意义？但是，“明眼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条政策实际上是给宿迁改革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使我们拥有了更宽松的改革环境，更大的探索空间。

　　有了“尚方宝剑”，我感觉身上的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是更大了。省委、省政府提出“重点加大对宿迁的扶持力度”，我们不能变成扶不起来的“阿斗”。

　　正因为有着与众不同的“四特”市情，宿迁不能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必须拿出适合本地的特殊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我在宿迁，任何一项改革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我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承担不了失败的风险。

　　我们始终坚持依法、遵规、履程，严谨、细致、规范，通过设置科学的决策程序，制定严谨的操作流程，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降低成本。高度重视学习研究中央和省的方针政策，积极借鉴外地成功经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上级政策具体化、外地经验本地化、本地工作特色化。

　　笔者：大家都知道，昆明是一个旅游城市。现在人们常讲，“环境是最稀缺资源，生态是最宝贵财富”，而您大力发展工业，会不会出现北大教授姚洋所担心的那样，“昆明这块最后的净土，仇和再干5年，滇池也完蛋了”？

　　仇和：人们对发展工业有这样那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提出上述问题其实是不太了解昆明情况的一种表现。首先，滇池已不是什么净土，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我就不再多述。

　　当前，区域经济的竞争正在由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软硬环境优势的竞争，向人居环境优势竞争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我们提出，要把生态建设当作经济工作来看待，当作经济发展来重视，当作经济建设来投入，当作生产性项目来安排，当作长效性产业来开发。努力在不欠新账的同时，加快还清历史旧账，以壮士断腕的气魄给企业下了“企业不消灭污染，就让污染消灭企业”的“军令状”。

　　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我们提出了七个优先的方针：一是在作出发展决策时，优先考虑环境影响；二是在编制发展规划时，优先编制环保规划；三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优先发展清洁产业；四是在建设公共设施时，优先安排环保设施；五是在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时，优先增加环保开支；六是在新上投资项目时，优先进行环保评估；七是在考核发展政绩时，优先考核环保指标。

　　工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高循环的“两低两高”的产业和产品。

　　笔者：站在昆明，回首宿迁10年走过的路，您觉得哪些经验最值得您珍视，哪些经验对您今后的从政帮助最大？

　　仇和：制度积累。无论我在沭阳，还是在宿迁，我始终把制度创新当作重中之重来抓，可以说，在同级县、市中，我们的制度创新是最多的。仅以干部选拔制度中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为例，我们就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我们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我们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我们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我们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

　　到了昆明之后更是如此。这12年来，我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最多。

　　我觉得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上的差距。你注意了没有，往往越是发达的地区，其地方性法规越多，而越是落后的地区，地方性法规越少。所以我说，区域竞争的本质是打“四差”：一是“时间差”——改革，二是“空间差”——开放，三是“信息差”——创新，四是“制度差”——治理。而制度创新最重要、最根本。

　　笔者：您在宿迁最早主持了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项鲜为人知的政治体制改革，请问：作为一个经济上在江苏省最为落后的地区，宿迁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为什么能够频频超前？宿迁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项改革是否太超前了？是不是应该发达地区先搞，欠发达地区后搞？

　　仇和：恰恰相反，越是落后地区法制化、民主化进程越要快，倒是发达地区慢一点是可以的。

　　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主，使老百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民主的发展有它的自身规律，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由经济领域导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垮台，苏联为什么解体，就是违反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想自上而下搞民主，并且是从政治领域导向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搞股份制改造实质就是搞经济民主化。在国有企业、公办学校、公办医院就业，只要没有股份，你就是雇员。

　　应用经济体制改革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国家的路子是自下而上，搞村民自治，这是对的。但按人均GDP算，自治至少要到县一级，所以原江苏省委李源潮书记要求我们的公推直选应迅速提高，但大家不一定能接受，还有宿迁不能单边推进，宿迁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还有周边地区呢。从规律来说，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及时搞社会事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社区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这样改下去，这是一般规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也早已启动，这时应该是社区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样国家就会很稳。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一种程序制度型民主，这是由它的文化决定的。我在美国参加过当地法庭的审判，原告、被告审判之前再对立，一旦结果出来就握手言和。在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中，程序、制度是上帝给的，想不通的时候到教堂里祈祷一下，就想通了。而我们国家不一样，社会稳定的因素中缺乏宗教。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教问题。

　　笔者：中央调您来昆明工作，除了正常的组织调动外，您觉得您过去的哪些工作经验或经历起了重要作用？宿迁如今成了后发快进、超常规发展的典型，而昆明近些年来的竞争力却呈下降趋势，是不是两地的反差，促成了您到昆明工作？

　　仇和：中央为何调我来云南，这个问题不应由我来回答。但我理解，可能与我来自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有关。

　　大家知道，就发展资源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发展性资源，如人才、技术等；一种是基础性资源，如矿产、原料。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性资源丰富，基础性资源缺乏；西部地区基础性资源丰富，发展性资源缺乏。但是，主导经济发展的要素是什么？主要不是基础性资源，而是发展性资源。例如，上海不生产一片烟叶，用的烟叶全部是云贵地区的，却生产出了“中华”，南京不产烟叶，却生产出了“南京”，创造了很高的价值。

　　昆明作为一个基础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如何彻底敞开大门，做到对内彻底放开依靠民力，对外全面开放借助外力，同时深化改革增强活力，推动加快发展壮大实力，很需要借鉴、学习发达地区的经验、理念，而我也许就充当了促进发展性资源和基础性资源相互融合的一个角色。(包永辉 徐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