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有名字吗？”1月19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抱起一个孩子深情地亲了一下她的小脸蛋。

　　工作人员回答说：“都有的，这个孩子名字叫呈香荷，因为她是呈贡送来的，是个女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不知不觉间，仇和主政昆明一年有余。2007年12月28日，仇和到春城履新。

　　不到两年时间，他经历了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又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转变。

　　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厉忠教有两本昆明市领导干部培训日学习笔记。一年来，两本笔记本上记录了近10万字的学习内容。

　　2008年2月，仇和就发起了一场“学习革命”。他提出“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对昆明市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培训。到2008年年底，56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平时忙于工作的各级领导聚在一起学习，感觉像回到了大学时代。”厉忠教说：“我一般都要提前半小时，这样才可以抢到前边的座位。”

　　在云南最热闹的本土论坛彩龙社区里，还有一批“仇老师”的“粉丝”团——“球(仇)迷”，“球(仇)迷”们将仇和捧为“网络人气之星”，他的声音总能激起浪花，他的身影总能聚焦目光。“仇迷”们对昆明新气象的评价是：“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梆梆的仇和。”

　　不少“仇和妙语”成了2008年昆明市的流行语：如“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再比如“干部在一线工作，决定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前面的标兵越来越多，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少。”

　　此外，“软环境”、“倒逼法”、“一线工作法”、“勤廉公示”等也成为了2008年昆明政坛的关键词，而伴随着这些新鲜语汇的是昆明市推出189项制度和126场新闻发布会。

　　从公布领导干部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一把手”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公开作出服务承诺，到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人们看到的是“软环境软的是官员的身段，硬的是百姓的腰杆儿”。

　　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昆明市委、市政府向社会作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坚持做到“八个百分之百”的承诺：百分之百公开招投标，百分之百不转包，百分之百工程监理到位，百分之百不留重大质量隐患，百分之百不出重大安全事故，百分之百行政监察到位，百分之百工程预决算审计到位，百分之百不出腐败案件，人们看到的是“把自己逼到绝对廉洁的道德制高点上”的一个法治城市的前进轨迹。

　　从“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书记仇和与市长张祖林分别担任滇池流域入湖河道的“河长负责制”的推出，到邀请中央驻滇和省、市主要新闻媒体为“新闻舆论监督员”，并出台《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人们看到的是“透明行政，慎用公权力的民治政府的自我约束之路”。

　　虽然这一年里，无论是写博客的“草根”还是媒体的“第三只眼”，都保持着对改革的警惕与质疑，发出了观点对立的争议，但在强烈的“监督渴求”考验下，公众看到的是昆明市执政能力的提高。

　　“一线工作法”、“市长接待日”颠覆了昆明官场传统的行政模式；问责力度的加大，给官员们戴上了一道“紧箍咒”；“勤廉公示”成为昆明大小机关最热闹的话题，职工最想看的是贴在墙上、挂在网上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189项制度变革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官员的头上，给昆明官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众长期积聚的情绪得到了逐一释放，政府在从细节上培养着公民的参政素质和能力，公民也借助着民意表达机制渐渐地进行着政治参与。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满足着公众的“监督渴求”，让民众感受着民主的精神，民意的代言机构越来越起着积极的作用。一些在质疑声中转身的制度，让理性与民意的交锋慢慢求同存异。理性与民意之间的互动，使民意渐成政府决策的一种制衡力量。

　　这一年，听到最多的话是：“官员压力大了，官难当了”。但与此同时，昆明的老百姓也说出了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事难办，找政府”。有专家指出，一个城市的法治程度、平安环境，除了科学决策、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社会管理法治化等诸多硬指标量化外，官员当政压力越来越大，百姓办事越来越方便，居民自治意识越来越强，平安指数越来越高，也是考量一个城市法治化的软指标。

　　至今人们还记得仇和的那句履新“名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与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与大家无恩无怨，只身一人，也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