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社工和别人还是不一样”

　　46岁的单亲母亲李玉梅(化名)在电话中同意路的家访请求。第二天，路找到李玉梅的家，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是城中村，四层低矮的民房，楼梯阴暗潮湿。她住在最上层的小阁楼。简陋的小厨房挨着卫生间，挪步是客厅加寝室，边上是挂满衣物的小阳台，整个屋子不到15平米——她和女儿睡一张床，儿子睡一张床。

　　李玉梅比实际年龄略显苍老。离婚没多久，前夫去世，一家三口每月仅靠李玉梅做清洁工所挣的1500元。扣除社保，仅有800多元。小阁楼房租要500元。大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初中上完就辍学在家。小儿子今年刚上初一，还要交学费。路不断地点头示意，专注的倾听着：“可以申请补助吗？”

　　“第一胎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没来得及办手续，就生了第二胎。”李玉梅回答。路明白过来：李玉梅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经济条件不好，使得她一直没有交罚款。虽然达到低保标准，却领取不到低保补助，也无法申请廉租房。逢年过节，政府会有对困难户的慰问性补助，李玉梅都无法享受到。

　　她开始不断对路抱怨：“我好惨啊，我是世界上最惨的人。”聊着聊着，哭了起来。路不做声，静静地看李玉梅哭。李玉梅反倒不好意思，抹一把脸，打圆场：“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路点点头：“其实你的这个经历不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会去走其他道路。这样看来，你是格外坚强的。”说得李玉梅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这一招其实是深圳市民政局从香港聘请的督导教的：“不要急着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要让她把情绪倾倒完了，再去解决。”香港社工积攒了很多经验，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办一年来聘请了26名资深的香港社工督导。平均每个督导在深圳担任着22.5个社工岗位的经验传授工作。

　　路请教香港督导：“像李玉梅这种违反政策的情况该怎么办？”香港没有类似的计划生育政策，督导也答不上来，只是提示：“灰色地带，政策都是无法解决的，一般要避免提及，因为说出来也没有办法解决，反而会加重案主的负担。”

　　第三次家访，李玉梅聊得多了起来。路开始有意引导李玉梅聊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父母闹离婚，她习得父母之间的互动模式，现在运用于与自己的孩子交流上。

　　她对李玉梅阶段性辅导的目标开始明朗起来，也对李玉梅的个案正式开题，包括描述案主的主要问题，让案主自评困扰程度，以及工作总体目标，同时还需要整理一份李玉梅的个案基本信息和家庭图。

　　李玉梅的家，路去了十几次。督导曾经告诉过她：“我们要陪着他们一起走，而不是在前面拖着他们走。”这种陪伴也使路深有感触。刚开始做社工她会想：“人家干吗和我说心事。”当关系密切起来，案主也开始讲述心事。有的案主说：“小路，这些话我和其他朋友都不说的，也就是你，我才说。”听到这话，路会很惊喜：“社工和其他人还是不一样的嘛。”

　　未来往前走？

　　当然，并不是每个社工都能体会到自己职业的不一般。社工的裁判员是政府部门。许多被政府“购买”的社工，做的是行政工作。

　　对王娟来说，她现在最实际的问题是：“请不到假。”除了要和用人单位——妇联请假，还要向机构——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请假。请假的难度大，王娟往往放弃。

　　年末又往往是社工最忙碌的时期，要准备许多份不同版本的总结和报表，社工机构、用人单位、主管单位——深圳市民政局，各个部门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给社工下发不同的“期末考卷”。

　　未来的前景路和王娟很难预料。深圳市政府规定社工工资指导价：机构扣除10%左右做日常管理费用，其余的为该社工工资。王娟，研究生毕业，每月税前工资为4000元，路本科生毕业，每月为3500元。她们私底下聊天称，这份待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还算不错，但是明年，或者再过几年，待遇会怎么变化，还是不管从业长短，每个人每年6万元以下？

　　社工的多头管理，令严书翔很头疼。这可能造成社工人才的流失。王娟的不少社工朋友，工作一段时间就转为行政人员，或者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社工不是赚钱的行业。刚开始不是很有信心一定要做这个职业。我当时觉得这份工作是先锻炼自己。现在不可能一辈子做一个职业。”闲聊时，王娟说。

　　正如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行政总裁吴水丽对深圳社工说：“几十年前开始在香港做社工，那时香港的情况和今日社工在深圳面对的情况很相似。社会人士不明白社工是什么？做些什么？社工的岗位、社工的职业阶梯、待遇未见完善，用人单位要不就把社工当作没有用的冗员，或就是把社工当作全能的神⋯⋯”

　　这也是今天中国社工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