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曾躺在贵族家厨房和客厅过道上瑟瑟发抖的格勒，以为自己和母亲要在这里干一辈子活。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因为从小他就被告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要寄托于来世”。

　　如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副总干事的格勒，经常往返于北京、成都等城市指导博士生，他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并曾三次与达赖私人代表面对面地座谈。

　　“没有民主改革，我还是农奴。”格勒说，“有了改革开放，我才有了读博士、当专家的机会。”

　　西藏自治区的人大代表19日通过表决，将每年3月28日确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959年的这一天，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而格勒的家乡四川省甘孜州，1956年就进行了民主改革。

　　从“会说话的牲畜”到拥有土地的自由人

　　格勒1950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一个村庄，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他的母亲和姐姐被一个领主作为财产转赠给另一个领主，格勒从出生起就从未见过父亲。

　　“我们属于农奴中的最底层，没有一寸土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全家住在贵族的厨房和客厅间一个过道上，平时穿的藏装，晚上就当被子。要世世代代给一个贵族干活，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

　　“遭灾时，妈妈咽不下野菜，为了让妈妈吃上粮食，我走村串户替人家念经，有时候还要遭狗咬。”

　　在幼年格勒的意识中，世界上除了鬼神、寺院和农奴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我们从一出生就接受这种洗脑，只能把幸福生活寄托于来世。”他说。

　　1956年，格勒的家乡开展了民主改革，当地的农奴们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在西藏传统社会，这是最重要的财富。没有土地，就没有财富、没有发言权，没有政治地位。

　　“多少年来西藏的农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欢天喜地，尽管衣服不漂亮，但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笑。”格勒说。当时，他还没有裤子。

　　格勒家分的房子是从当地一个中等贵族手中没收的。第一晚，全家没有睡着。“刚装修的新房子有玻璃，晚上一点灯就会反照，我们觉得很稀奇。有些仓库里面还剩下一些酥油奶渣，大家都捡来吃，因为都没吃过那么好的。”格勒说。

　　从30个藏文字母到40万字博士论文

　　格勒原以为改变社会地位的方法只有当喇嘛。在母亲的苦苦央求下，5岁的格勒被允许到领主的经堂里打鼓祈祷，在那里他可以跟诵经的喇嘛学习经文。“我的读书是以全家无偿劳动为代价换来的。”

　　“没有纸和笔，只在墙上凿个洞，阳光照进那个洞就开始上课。只能跟着念经，但不知什么意思，念错了要挨打。”半年下来，格勒学会了30个藏文字母。

　　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格勒才有机会到学校里学习藏文和汉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了什么是‘人类’、‘地球’，知道了‘天安门’。”他说。

　　格勒说，他从小学就没交过学费，国家不仅包他吃，甚至还发衣服。到了中学，格勒连续三年获得甲等助学金，不用交钱。

　　1964年，格勒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中专班。四年后，他完成“藏语翻译专业”学习，回到家乡甘孜州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的社会和历史。

　　1986年，格勒完成博士论文并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顺利通过答辩，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他在北京参与了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的筹建。

　　“达赖的哥哥说不过我”

　　1988年至1989年，格勒先后被聘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期间，他遇到了达赖的哥哥，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授的晋美土登•诺布，他们有一次激烈的争论。

　　格勒说：“达赖的哥哥说藏汉之间水火不相容。我说，坏人和好人不是以民族划分的，任何民族里面都有好人有坏人，你怎么能说一个民族全是坏人，一个民族全是好人？！他说不过我。”

　　“民主改革前我家是农奴，而他是活佛，极少数贵族、寺院占了几乎全部土地。农奴只能干活、运输、播种、秋收。而现在我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受美国科学院邀请来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没有民主改革，我怎么可能跟他平起平坐，进行争论呢？我很自信，很自豪。”格勒说。

　　现在，格勒每年都要深入藏区调研。“如何能够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应用到西藏，使西藏在文化和环境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发展，建设一种美好的现代化，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他说。

　　2008年7月，格勒作为学者曾与达赖的私人代表座谈，介绍了正在筹建的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藏族文化博物馆。

　　这座位于北京的博物馆即将竣工，2000多件珍贵文物，将展现于公众的面前。格勒透露，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西藏——令人向往的地方”。 (记者　李志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