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惠农政策“守夜人”

　　北海村的惠农政策没落到实处并非个案。当地媒体近两个月内报道，在湖北红安县，某村干部私刻100多枚群众印章冒领补贴；而在湖北阳新县，一名女村官也因此栽倒。

　　权威资料显示，5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不断加大投入，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就累计达1.6万亿元，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

　　然而，随着惠农资金的大幅增加，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明显增多。一项统计显示，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这些案件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

　　记者在多个地区调查发现，乡镇民政办公室作为党和政府把温暖送给广大困难群众的第一站，却面临人手紧缺，工作流于形式的窘境。

　　乡镇民政办人力不足

　　2008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某村各项惠农补贴资金共有近40万元，农户可享受国家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水稻良种补助、农机具补贴资金等政策。另外，喂养母猪的农户，可获每头补贴100元，农户为母猪上交50元保险费，若猪意外死亡，还可获1000元赔款。

　　有的农户一年可领到上千元补贴。补多补少，先由组长一一向农户询问、登记种粮面积等基本指标，并上报给村委会，再在村委会、各小组进行公示，然后上报到镇财政部门。所有惠农资金由镇财政所核算到户，再由农村信用社通过“一折通”方式发放到农民手中，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到位。

　　该村原支书老胡介绍，虽然网上可随时查询各项补贴指标，而且各户补贴情况都会公示，但仍不排除有部分组长、农户虚报种粮面积，套取国家惠农补助资金的现象。

　　在他看来，出现虚报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核实工作难以落实，“如果镇一级单位把好第一道关后再层层上报，就可能减少这一现象。”

　　然而，乡镇民政办很大程度上没有人力、物力来做这件事。

　　采访中，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镇民政办李主任很委屈：“只要村委会盖章认定后，我们一般不去、也没有时间去实地审核！”他说：“民政办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工作非常忙；而且连村干部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基层最头痛：工作经费不足

　　湖北省黄冈市民政局办公室一项调研显示，在2005年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全市126个乡镇(街办)的民政办公室全部被撤销并入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乡镇民政工作处于“机构无帽子，门口无牌子，办公无章子，办事无票子”的“四无”状况。

　　从人员编制上看，全市乡镇(街道)民政从业人员共有274人，平均每个乡镇两人，其中行政编制133人，占49%；乡镇聘用人员141人，占51%。从工作内容看，在126个民政干事中，绝大多数还承担着乡镇安排的驻点包村、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招商引资以及突击性工作任务，而这些工作的难度和压力远大于民政工作，并与其工资挂钩，民政工作只能挤时间去完成。

　　调查中分析，民政干事往往是靠村委会上报灾情和困难户情况，等民政对象上门反映困难和诉求。上面催得紧、逼得急时只好估计加统计，应付了事。不少工作流于形式，有些政策措施到了乡镇就要打折扣，甚至出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即上级民政部门有要求，下面民政对象也盼望，而少数乡镇民政人员视民政工作为“额外”负担，图省事、怕麻烦，结果是政策不清、情况不准、工作不细，引起群众不满，这也是导致民政对象上访和越级上访的重要原因。

　　工作经费不足是基层民政部门最普遍、最头疼的事，乡镇尤其突出。据初步统计，全市乡镇民政部门年发放各类资金近3亿元，工作经费只有34万元(由县市区民政局补助和乡镇民政部门自筹解决，财政未列支)，平均每个乡镇(街道)不足3000元。而民政工作仅文印费一项乡镇平均在4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下村调查交通、通讯方面也存在困难，民政干事交通以两轮摩托为主，通讯以手机为主，而这两项工具的配置、使用、维修等费用没有着落。

　　“虽然在补贴发放程序上，镇、村及财政干部要进村入户逐户登记、逐户核实、制订账卡表册，并张榜公示，还要层层报批、层层督察、层层验收，但担负重要审核任务的‘第一关’往往力有不逮。”一位当地人士如是说。

　　离把关之路有多远

　　宜昌市民政局算了一笔账，乡镇民政机构负责落实的各项民政工作有11项之多：救灾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城镇低保及农村特困户救助调查、送审及日常管理工作；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督办落实；优抚、退伍军人安置和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使用工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殡葬改革及管理工作；承担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的日常工作；协助上级民政部门做好边界、区划、地名、烈士纪念建筑物的管理工作；民政信访工作；民政经费、财务管理工作；承担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乡镇民政正面临对象需求不断扩增和自身结构不断萎缩之间的巨大矛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项继权教授说。

　　随着社会救助体系的日益完善，济弱助困力度不断增加，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部分群众未能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求救助的呼声越来越高；部分群众不符合救助条件，看他人受益而眼红，出现“坐着小车也想吃低保”的现象，致使救助额度相对于“需求”额度差距越来越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干部腐败被大家理解为吃吃喝喝、多占多拿，而且‘权小位轻’，人们并不将其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此宽容心理遮蔽了村干部腐败背后潜藏的巨大社会危害。”中央党校一名三农问题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项继权教授认为，农村地区已经开始了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逐步形成，民政职能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民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同步协调发展和创新，建立科学的推行机制。

　　“作为程序监管的第一关，谁来做惠农政策的‘守夜人’？民政责无旁贷！”(记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