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民一家”的口号上来说，老百姓对着警察翻白眼是不甚妥当的，尤其是在警察在车站调查乘客手中客票来源的时候，老百姓翻着白眼相对应该是更为不妥。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客运大站南京，更重要的是，发生在这个春运之“一票难求”的传统剧目当中，让人不免有世事颠倒的感觉。您说，警察调查客票的来源，从理论上说不是为了打击票贩子么？这都能得到白眼相向的待遇，情何以堪嘛。

　　想理解这件事，最好先明白一个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话说当年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某银行遭到抢劫，抢匪绑架了四名银行人员作为人质。结果人质最后对劫匪产生了感情，甚至到法庭上都“舍不得”指证劫匪。更有甚者，还为他们筹集辩护资金，其中一个女人质爱上了劫匪之一，并在该人服刑期间订婚。后来这个“人质综合症”以地名而闻名于世，统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说起来似乎这是个浪漫故事的脚本，不过，浪漫故事这东西真要是到现实生活里，往往就意味着无限心酸。让我们来看看心理学上对于这个症候的限定条件：其一，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其二，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其三，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其四，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把上述条件代换到有关春运的话题里，看看这四条构成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条件，是否足够满足老百姓成为黄牛党手中人质的资质。在所有四个条件里，我个人觉得第二条比较符合，因为毕竟老百姓从黄牛党手里是可以拿到票的，在如此难买到火车票的情况下，买到不算离谱价格的黄牛票就算是恩惠了。

　　而第三条与第四条是黄牛党与票务部门同时完成其构成要件的。黄牛党的关于票务的看法是“我能弄到票”，正规票务部门的说法是“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没票”，至于为什么黄牛党有而票务部门没有，我们听到的只有黄牛党的声音，票务部门那些话说了等于没说，这样一来，第三条构成要件就是满足的。而基于相似的理由，老百姓相信自己是很难买到票的，等于是脱逃完全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条也就成立了。第一条的成立也没什么困难的，很多人买票的经历都说明，即使通宵排队都没有办法买到，这种在寒风彻骨里的真正威胁是比任何说辞都有说服力的。

　　这样一来，您就很难要求急着买票回家的老百姓不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候选人，按照神圣的经典里所说，他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想跑都没戏。而这个症候群最后的症状，就是向民警翻白眼：我有票了就是硬道理，虽然这是花了高价买回来的，但我可以回家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来，除了第二条是黄牛党的单独作用外，其他几项虽然是由黄牛党实施的，背后的根源倒也与黄牛党没有关系。更多的是票务出售的监管不力、票务销售的不透明、对于票务部门的不信任造成的。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症候群的加害者到底是谁，那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事情。

　　所以，这位警花遭到的白眼，说什么也是记不到老百姓头上的，希望她能够理解这一点。(五岳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