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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中国前，我9年级，在学校里学过一些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知道孙中山，知道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很保守

　　本刊记者/郑忠海 陈君

　　1月7日下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大厅，52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挥拍上阵，与退役的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齐宝香进行女子单打比赛。她输了，但依然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掌声，38年前，她第一次在中国听到。“对于一个15岁的小女孩来说，当时只是出于好奇。” 朱迪·霍夫罗斯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那时，朱迪·霍夫罗斯特还打不上主力。当父亲交上900美元保证金，使她以替补身份获得世乒赛参赛机会时，这位棕发蓝眼睛的小姑娘不知道，她将成为最早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人之一；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某些队友看来“危险”的东方之旅，会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敲门砖。

　　来不来中国是争论的话题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开始为改善关系进行试探和秘密接触。一次偶然事件让“秘密接触”公开化，孕育了日后的“乒乓外交”。

　　1971年3月底，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在“文革”中第一次派团参加了此次世界大赛。美国也派出代表团，喜欢独来独往的格伦·科恩是成员之一。

　　4月4日下午，练完球的科恩跳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科恩的“嬉皮士”装束引起中国队员们的好奇。找到翻译后，他说，“我的头发、帽子和衣服都看上去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和我穿的一样，和我想的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自由。” 后来路透社记者认为，科恩说这些话，是在想在中国开展革命，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在短暂的交流中，中国球员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块杭州织锦。“我记得科恩回赠庄则栋礼物，是我们都集中在体育馆里的时候。科恩非常喜欢引起注意，非常会抓住时机。你知道的，在美国，乒乓球选手没有人关心。”朱迪·霍夫罗斯特回忆说。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科恩把一件T恤送给庄。

　　中美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让世界舆论兴奋：接下来，这两个敌对的国家间会发生什么呢？

　　是年4月6日，世乒赛结束前一天，中国代表团接到外交部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

　　但，4月7日凌晨，这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不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的报告被中南海退了回去，毛泽东口头批示：邀请美国队访华。周恩来担负起组织实施这一重大决策的任务。他连夜安排外交部与日本方面联系，吩咐有关人员迅速拟出接待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方案。

　　在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到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送来的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刻请来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他们得出结论：北京的邀请，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绝不是一段孤立插曲。尼克松立即指示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前往中国。

　　“来中国前，我9年级，在学校里学过一些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知道孙中山，知道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很保守，也了解了共产主义学说。我还知道在苏联，人们没有自由，不敢自由发表观点。”朱迪·霍夫罗斯特当老师的父母并不担心她的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女儿应接受学校之外的教育。

　　不是每一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都像朱迪那样毫无戒心，早在中方向美国队发出邀请时，接受与否就成了队员们争论的话题，成行时仍有人以安全为由拒绝参与。

　　“一些年长的队员是有些担心。我隐约记得一个韩裔男选手因为护照或其他什么原因就没有来中国。还有一个女选手，说是去夏威夷看朋友了，也没有来。我想她后来看到电视报道一定很后悔。”朱迪·霍夫罗斯特说。

　　美国驻日本使馆的官员收集了美国球员的护照，在“CHINA”一词上画了条线，意思是解除了限制。此前，美国政府曾在护照上写明限制国人前往中国、朝鲜、越南旅游。朱迪记得，使馆官员还提醒我们到中国要管好自己，不要叫他们“CHINAMAN”，“都是没用的建议，很可笑”。

　　美国队员先从日本飞到香港，从罗湖口岸入关。1971年4月10日，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中国。关闭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大门，被缓缓开启。

　　从广州、北京到上海，美国队在中国访问了8天，“我打了四场比赛，赢了三场，但我觉得这不是对手的真实水平。他们想让我们感觉更好一些。”朱迪·霍夫罗斯特回忆道。

　　这个15岁的小姑娘记得在上海的一场比赛，所有观众几乎都在同一时刻鼓掌，又同时停止。比赛结束后，很快离场，像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

　　与周恩来握手，没有见到毛泽东

　　和“乒乓外交”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周恩来的见面，被朱迪视为“生命中最值得记忆的部分”。来中国后她才知道周恩来是中国总理，“毛泽东的事情听到过很多。但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被告知毛泽东病了”。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队员。“周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充满智慧和魅力，而且善解人意。会谈前，我们在接待室里一一和他握手，周握手时会看着你的眼睛，给每一个人充分的注意和尊敬。”朱迪·霍夫罗斯特说。

　　科恩问周恩来：“您怎么看嬉皮士这种西方年轻人的行为？”他原以为周恩来会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之类的话，没想到，周说：“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

　　随行记者在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周恩来握手时照了相，登在报纸上。在中国的时候，美国人的周围都是《时代》周刊、美联社等美国媒体记者，很少有中国记者。“回香港的火车上，有人给我报纸，我才看到美联社记者拍的我和总理的照片。”朱迪说。

　　访问行程中，朱迪·霍夫罗斯特和其他队员一样，不想一直呆在酒店里。“我不是一个批评者，我太小啊，但我想尽可能地了解、体验这个国家。”

　　在北京的时候，美国队员们参观了清华大学、颐和园和长城。人们慷慨激昂的谈话让朱迪记忆犹新。他们站在那里，高声表达，我在机场也见过这样的景象。”朱迪·霍夫罗斯特知道他们是“文化革命”的“红卫兵”，“穿着同样的军装，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看法”。

　　后来到上海，他们曾被安排参观一个“现代化一些的公社”，这可能是针对外来参观的“保留项目”。到普通人的家庭里，我发现和我们生活的地方相比，这里很原始。”

　　“在中国的8天，我们可以利用的自由时间很少很少。”朱迪·霍夫罗斯特说。

　　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为“乒乓外交”画上圆满句号。此后，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等我回到美国，我的家人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在乡下摸着一只水牛。这些影像片段在全美国放映。”结束访华回国后，朱迪·霍夫罗斯特和伙伴们成了新大陆的“发现者”，接受采访，上电视，写书撰文，四处演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理解甚至曲解的声音并不鲜见。有一次，朱迪·霍夫罗斯特在俄勒冈州大学演讲，回忆中国之行，“我又一次谈到我的感受，说中国人生活得很好。但他们都笑了，好像在说这是假的。”

　　多年前，还有人写信，指责她是“共产主义分子”。

　　“在中国的经历确实影响了我，让我更聪明，更开放。少一点挑剔，能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更善于接纳。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可不会想到这些。”说起“乒乓外交”带来种种机遇和遭遇，52岁的朱迪·霍夫罗斯特很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