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建交之前，我们出发

　　“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跑10%、20%，还有80%。”伴随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拍板大力派遣留学生

　　本刊记者/ 蔡如鹏

　　1978年12月26日，正处在圣诞假期中的美国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52位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

　　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此之前，由于中美长期敌对，两国学者已经相互隔绝了近30年。以至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曾感慨道，“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年74岁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柳百成，是首批留学生之一兼领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们到美国后，立刻就成了新闻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他们对中国人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

　　首批留学生之一、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曹小平向本刊透露，他们原定的出发时间是1979年6月，后来为配合小平访美一再提前，最后改到1978年12月26日。

　　几天后的1979年1月1日，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见证了中美正式建交、中国驻美大使馆挂牌的历史性时刻。

　　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访美。作为先期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柳百成等人也应邀参加了邓小平在华盛顿的多场重要活动，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典礼和在肯尼迪中心上演的文艺晚会。

　　连闯三关

　　柳百成1978年9月得知，中央决定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消息。那年他45岁，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我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资本家，当时算出身不好。以前，我有过两次赴苏联留学的机会，但最后都被刷下来，就是因为背了这个沉重包袱。”他说。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不久系里就通知他参加考试。经过几轮考试，柳百成发现，与以往出国一味强调政治条件和家庭出身不同，这次更看重业务素质，特别是英语水平。柳百成回忆说，“这在当时难住了不少人，因为从1952年后，学校的外语教学都改成俄语，学英语的很少。”

　　从小在上海教会学校学习的柳百成，中学时就能用英语对话。后来即便“文革”期间，他仍坚持阅读外文文献。“我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柳百成说。

　　时隔多年后，柳百成才慢慢了解到，他的这次出国机遇来自邓小平的一次谈话。

　　1978年6月23日，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中南海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表示，要尽快提高国内的科教水平，“在5年内快见成效”。

　　他说，“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很兴奋，回来后立刻组织人员，不到20天就拿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交给国务院。但报告递上去后却招来不少反对意见，人派出去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听后说，“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跑10%、20%，还有80%。”

　　就这样，1978年8月教育部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各地的选拔工作随即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对于那年的选拔，柳百成把它形容为“连闯三关”，系里的初试、学校的笔试和最后教育部的统考。他至今还记得第二轮笔试是“在清华主楼的后厅，一二百人把屋里挤得满满的”。幸运的是，最后柳百成与其他8名清华教师一起通过了考试，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

　　出国前，这批学者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了10多天的培训。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曹小平也是首批留学生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一些跟出国有关的注意事项，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让他印象比较深的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它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因此，我们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过去”。

　　柳百成回忆说，出发前那天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留学生全体成员。当晚，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到首都机场送行，“如此高的规格，让大家感到此行意义非同寻常。”

　　感受“中国热”

　　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从北京到纽约，需要在巴黎转机。在巴黎机场，前来迎接的中国驻法大使馆人员告诉柳百成，他们得到消息说，在纽约机场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美国记者，正等着中国人的到来。于是，作为领队的柳百成赶紧在从巴黎前往纽约的飞机上，召集大家商量怎么办。

　　最后，这群刚刚迈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想出了一个颇具外交色彩的办法，起草了一份声明。声明不长，最后两句是柳百成写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不仅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飞机着陆后，留学生一入境，就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记者团团围住。面对接连闪烁的镁光灯，尽管大家还很不适应，但仍从容地读完了早已准备好的声明。

　　除了大批的记者外，柳百成记得，还有很多华人自发地来机场欢迎他们，“场面很热烈”。其中一位留学生的亲哥哥，一直没有能够联系到，这次也赶来迎接，兄弟俩见面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柳百成真切地感受到，中断多年的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又开始恢复了。

　　到华盛顿后，留学生被安排暂时住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联络处的工作人员怕他们语言不过关，联系了两所大学，让他们再学3个月的英语。柳百成说，“我在乔治敦大学。每天早上去，晚上回联络处，中午就在学校随便吃一点。”

　　据他回忆，建交前美国正流行“中国热”，整个气氛都是中美友好，乔治敦大学的校长亲自主持招待会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学校的师生对我们也很友好。有一次，一位教师主动跟我们说，他能买到很抢手的NBA门票，4美元一张，需要的请举手。虽然我们很想去，但没有一个人举手，因为没钱。”柳百成说。几天后，柳百成和大使馆的一位领导不经意说起这事。那位领导立刻说，“这怎么行，不能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们就去，回来我给报销。”

　　在那个年代，首批赴美学者的生活费用全部实报实销，但国家外汇紧张，资金非常有限。“每天中午就买几块最便宜的鸡块，一到两美元。”柳百成说，“后来，一个美国记者还问我，他发现我们很喜欢吃鸡肉，这是为什么？弄得我哭笑不得。”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非公不能外出，出去也必须两人以上，一个人不准单独行动。不过，对留学生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美国社会。柳百成回忆说，“不少在联络处待了多年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超市什么样，还要向我们打听外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