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实际上大家在某些方面也能够理解,比如我们现在运力的不足可能导致目前的一票难求,大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大家也痛恨很多,比如说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到社会当中的一些票,针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有人也提出了比如说用实名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清华大学教授李楯,了解一下他对实名制的一些看法。李教授你好。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
你好。
主持人:
李教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调查,有七成以上普通的市民,普通的百姓认为,实行实名制,像坐飞机那样,是不是能够更加有效地来制止这种倒票、贩票这种情况?
李楯:
是,很多人都主张实名制,但是我个人就有些不同看法,我觉得关键首先我们要看到问题在哪儿,如果那么多人都买不到票,如果那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那么我想第一点是是不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内外勾结,就是说铁道部能不能管好。
第二点,在社会上是不是存在一些团伙的倒票,欺负买票排队的人,那就是公安要管的事儿了。
再如果他雇佣了很多人来排队,然后他再从中牟利的话,那么工商和城关也应该管。如果这样一些问题都相应地控制住了,只是有些个别人倒票,像一般买票的人一样个人去排队,个人去买,那影响是很微乎其微的。
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比如像运力的问题,实际上还有我们管理的问题,还有在现在我们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决策仍然是部门内部在决策,这种决策过程本身是不公开的,你能不能先广泛地听取一下公众的意见,能不能听取公众一些积极方法上的制度安排上的建议。
主持人:
比如说听听哪方面的意见?
李楯:
比如就在怎么样使这个票能够公平地到乘客手里面,在这方面,在制度安排上,现在你作为管理部门,并没有敞开门来听大家的各种不同意见。
另一点,解决这种难题往往不是听大家一些批评,而是大家在制度设计上想一些办法。
主持人:
李教授我想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比如涉及到很多部门。
李楯:
你铁道部自己自然管理不好的话,你应该招标,公众能贡献出很好的被你选入的办法,你应该付报酬的,否则谁会去想你那样的问题呢?
主持人:
李教授,您提到了很多制度方面的问题,如果从实名制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会不会解决问题呢?
李楯:
我觉得解决不了。
主持人:
为什么呢?
李楯:
实名制,每个人都拿着身份证去了,如果他不拿身份证,他弄一些假身份证怎么办,如果通过别人在这里面再捣一些鬼,你一个一个去查票、查身份证,这个成本是极大的,这是一种很笨的办法。而且实名制还牵扯到个人隐私,在我们能够不侵入的时候应该尽力不侵入。
主持人:
好,感谢李教授,李教授所要表达的东西很多。王教授,你觉得刚才李教授提到,他对使用身份证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赞同,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调查过程当中,很多的普通百姓非常赞同,您怎么来看?
王锡锌:
我觉得实名制问题,过去几年来实际上大家都在讨论,公众既然提出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自然是以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基础,比如说认为购买火车票需要实行实名制,受访者比例占将近76%,当然可能事后与他们日常参与购票的一些日常经验有关联,也就是他们发现了里面存在问题,比如说“黄牛党”倒票的问题,对外勾结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来强调,或者来指出这样一个政策不可行,或者它的问题,需要去积极地探讨它的建设性的可能。
主持人:
李教授刚才提到比如像成本的问题,像技术的问题,您怎么看?
王锡锌:
成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制订公共政策的时候是毫无疑问需要分析的,事实上关于实名制的问题,在去年春运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提到,他指出了有三个难处,包括实名制不能解决运力紧张的问题,实名制会带来很大成本的问题,以及第三个,实名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还有人造假,用假身份证来做,我觉得这样一些理由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就目前这些理由来看,它并没有充分地去解释实名制为什么不可行,因为有些逻辑上其实存在不严密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实名制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选项,它涉及到这么多人,我们每年春运40天里面涉及到超过20亿人次以上的人口流动,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利益,要不要实行实名制,实名制能不能解决问题,这就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决策,我们做一个公共决策,我想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听取公众的诉求,来回应他们,我们在进行一些实证研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得出结论,可能比现在简单的看起来轻飘飘的三个字不可行要更有说服力的多。
主持人:
应该说大家也非常理解目前像春运造成的一票难求,但实际上像对于火车票作为稀缺的一种资源,大家更关心它的分配应该更加公平,稍候我们将继续。
主持人:
一票难求,应该说今天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一个网友说,但愿票到手,回家能团圆,可以说表达了一种心愿,的确是一票难求,但这里一票究竟怎么难求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