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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识其中一些领导人，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威权主义者。西方媒体的描述并不真实，人们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中国30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科发自北京 很少有外国人，在中国会受到“国师”般的礼遇，65岁的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享受到了。

　　也很少有一本书，会像《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般，备受瞩目甚至追捧。近日，在该书中文版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

　　就出版书籍而言，这样的场面实为一时之盛。

　　库恩正是《中国30年》的作者。2005年，因为写作《江泽民传》，库恩开始声名显赫，但同时他又承受着西方媒体的猜疑和批评，认为他“美化了中国”。

　　1月10日上午，《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见到了库恩，他身穿深蓝色西服、头发已花白。库恩是个大忙人，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十分紧凑。在采访间隙，库恩曾数次离开座位，回来后，他又连忙为自己刚才的离开做解释：“非常抱歉。我不想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但我中午就要去天津，所以走开了一下去整理行李。”

　　对于中国媒体给予自己“斯诺第二”的赞誉，库恩坦言并不十分喜欢，“在中国这是一种表扬，但在西方也许并不是。”

　　谈中国领导人：并非千人一面

　　在《中国30年》中，库恩采访了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披露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些从政细节。“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呼吁媒体要报道更多‘实实在在的新闻内容’和事关民众利益的故事，少播一些高层领导的一般活动，胡锦涛在内部批评说，这等于是在‘浪费时间’。胡锦涛建议从新闻报道开始，减少对领导活动、没有实质性内容讲话的报道。”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30年》这本书中，您采访了政治局委员和各个领域的省部级官员。要知道在中国采访高层官员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好奇的是，为何只有您的采访能够一路亮绿灯？

　　库恩：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我在中国20年的生活经历说起。1989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我访问中国，为中国当时的金融改革担任顾问。从90年代中期后，我总是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扭曲、沿袭对中国的偏见报道。当时我很沮丧和失望，为了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我开始了一系列活动。这其中我讲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成功面、也有阴暗面，接触了包括农民工、残障人士在内的很多人。这让我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让我在美国建立起了名声，我也因此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信任。这也许是我能顺利采访的原因。

　　到现在为止，我来中国有100来次了，我一直致力于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常在美国媒体上介绍中国。而在这本书中，我不仅是向世界讲述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我更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中国。我不仅采用了过去我很多年来的采访成果。同时我还为这本书专访了一些中国领导人，丰富了中国的形象。

　　《国际先驱导报》：您是如何具体挑选您的采访对象的？经过这一系列高层的采访，中国领导人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库恩：其实你也知道，在中国这么多年以来，要谈论中国领导人的整体形象，是比较困难的。我一直致力于介绍中国领导人是有个性的、真实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的。

　　世界对中国的主流偏见是中国是一个单一化的形象，对中国人的印象更是如此。我要介绍的是中国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我跟很多中国领导人有接触，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兴趣和艺术爱好，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主要目的是展现中国领导人的不同面貌。

　　对高层领导人的集体概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认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围里都是最优秀的。我注意过他们的教育背景，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有博士学位。还有的领导人，他们原来接受的是科学教育，是工程师，后来学习了法律和经济知识。有的领导人则在几个地方省份有过丰富的管理经验，比如习近平曾经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职，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管理过几千万人口，他们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

　　对于其他领域的领导人，我也一直致力于介绍他们的真实个性。比如在农村改革，我跟中国社科院张晓山和陆学艺两位农业问题顶尖专家有过深谈，他们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时期，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了解。在卫生领域，比如黄洁夫副部长，我本身学生物科技，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成就，他很有才干，一直致力于医疗改革。

　　再就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先生，他曾是一个出色的记者，在跟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个例子，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主任，我之前对中国的政治理论没有什么了解，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方面的老师。我跟很多领域的领导人有很深厚的友谊，我很荣幸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

　　谈采访：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采访外，您写作《中国30年》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不太愿意把所有这些称为“采访”，我更愿意称为“讨论”。我是一位严谨的作者，在中国不同领域的领导人、普通人如士兵、工人，我都有过接触。这为我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厚的背景。我在思考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想的时候，是基于我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理解。

　　除了跟领导人一起讨论外，我还在中央文献资料室获得了很多新解密的党内文献，这给我提供了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有些领导人已经去世了，我可以利用获得的第一手的回忆录和谈话录。这也是我另外一个资料的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库恩：比如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讲话稿，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讲话之一。我得到了当时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于光远提供的一些资料，他们是如何起草讲话稿，当时有哪些会议、进行了哪些讨论。在我看来，这份材料十分重要。

　　还有邓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2年的两次广东之旅。当时有位官员一直陪伴邓在广东的行程。他最后写了一个很详细的回忆录，几乎是详细到了每分钟。这个材料非常丰富，由于篇幅有限，最后我只使用了一部分的材料。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