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顾:
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试行财产申报,眼下有了某种进展。55名新提拔的副县级干部的申报资料,应公开的已公示出来;县处级财产申报也已启动。有人看到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的不足,并且感到某种失望。作为盼望政治清明的民众,作为好制度的期待者,这类情绪可以理解。
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官员“换位思考”,这并非向官员的私利和意志妥协,而是要看到制度建设可能的“难处”。中国传统政治,富于价值标榜,缺失工具理性;口号多,实干少;道德宣示高调,全是圣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但能落实的极少。比如我们讲“大公无私”,而如何实现之,没有制度安排,于是“大公无私”一直徒托空言。官员言“信”,也是一种自我期许,并无制度保障,结果自己“无信”,而老百姓也“不信”。
这种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几千年一以贯之,养成了官员只说甜言蜜语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士大夫坐在讲台上的时候,道德标榜尽善尽美,振奋人心,几乎是一种“终极关怀”。至于“后事如何”,不免令人以厚望始,以失望终,然后重新标榜,再寄之以厚望,如此循环往复。正是在这种不断供给希望的心理循环中,官员为其“大私”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如此看来,现在要官员申报财产,把他们的“私”放到太阳底下,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就是向现实政治过程引入工具理性,运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要官员申报财产,即是运用一种公共管理手段,对官员的“私”进行量化控制,达到遏制权钱交易的目的,保证权为“大公”所用。权力不受约束,就不会有“信”这种品质,而在财产申报之后,官员就向“信”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有大量政治伦理资源,如果都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予以开发,实践起来,中国政治就跨入现代化进程了。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官员产生抵触情绪,方法运用不尽如人意,乃至制度安排本身存在漏洞,都应该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阿勒泰地区官员申报财产,据说还有“秘密部分”,即便“公开部分”大概也有很多填写不实之处。这样的财产申报“流于形式”,但这种形式的获得本身就是中国政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本身就有无穷力量。就像19世纪末中国大办“洋务”,当时“洋务”也流于形式,但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对于中国政治来说,形式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在方法确立之后,我们才能把完善方法提上议事日程。
从现代政治伦理来说,公开财产只是对官员的一条底线要求,做不到的人无疑只能改行。“大公无私”从字面上讲,并没有什么“隐私”的预设,现在凭什么把隐私作为官员不公开财产的托辞?话又说回来了,把私人财产放到太阳底下,并非古已有之,它确实需要一个习得的过程。在这方面,小官看大官,大官是小官之“师”,大官天然有一种垂范天下的道义责任。(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