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宗教发展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引起诸多变革，但中国宗教和谐的基因不会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传统之中

　　一个多月前，美国人选择了变革，也选择了力主变革的奥巴马。奥巴马以“我们需要变革(Change we need)”的响亮口号争取了选票，以“变革已降临美国(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的激情演说感动了美国。

　　奥巴马的魅力在于他的变革，也在于他的坚持：变革，是为了应对“一个处于危险边缘的星球，一个世纪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坚持，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价值与理想，不会偏离美国国父们为美国指明的前进方向。

　　当代中国在30年前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新的变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宗教及宗教政策也在变化，但又有所不变。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那么，何为宗教发展的中国模式？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宗教的变与不变

　　中国宗教不变的是“和”文化的底蕴。“礼之道，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人喜爱“和”，崇尚“和”，形成了多宗教、多信仰共生共长、多元一体的局面，没有宗教对抗和宗教迫害的文化基因，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迫害其他宗教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今天，更加真诚、更加明确、更加深入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和明确的法律规定。改革开放引起诸多变革，但中国宗教和谐的基因不会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是对客观存在的尊重，对文明进程的尊重，对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尊重；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传统之中。

　　要说变，我们对宗教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的确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更加强调，不要因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差异，而增加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对未来是否有“天堂”的分歧，没有理由不让位于携手共建现实美好世界的合作。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阶级问题的，但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宗教的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麻痹群众的社会作用是持批判态度的，但现在我们更强调信教群众也是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着一元结构转变，农民将更多地向城市流动，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就业将进一步扩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主体趋于多元，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互补将更加明显、更加深入。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宗教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努力与变革的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的大众文化、和谐文化的建设。

　　我们要通过依法管理，来防止有人利用宗教、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我们的管理不是对宗教信仰层面的管理，不涉及宗教的内部事务，而是对宗教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管理。在实施这种管理中，明确地依法规范和限制政府的行政行为，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害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事情；积极帮助宗教界协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为宗教界提供他们需要的公共服务。

　　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宗教的变与不变

　　全球化浪潮以及30年来中国的不断扩大开放，注定要求中国宗教也不断向世界开放。以基督教为例：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1年重返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与很多基督教国际组织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如联合圣经公会、信义宗世界联盟、世界归正宗教会联盟、浸会世界联盟、普世圣公宗、世界福音派联盟等；邀请了世基联几任总干事、英国圣公会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父子、亚非的圣公会环南大会等宗教领袖访华；邀请北美、欧洲的神学教授来中国神学院授课讲座；向海外先后派遣了100多名神学留学生以及更多的短期进修教牧人员；与各国教会以及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开展扶贫、医疗、教育、救灾等慈善项目；2004年以来与海外教会合作，先后赴香港、美国、德国举办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合作过程中与海外教会建立了深厚友谊。

　　开放的中国宗教，一直坚持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种坚持，是基于中国教会深刻的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命运抉择。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抵制和抗争。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独立之路，“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就像曾受宗教迫害的美国人民珍视宗教自由如同生命，从殖民地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爱独立也如爱生命。独立，饱含着中国人民最沉痛的历史回忆，最深沉的民族感情。中国宗教也是如此，其独立的教格不容侵犯。30年来，扩大开放的中国宗教之变，在于其不断开放；不变，在于其坚持独立。开放以独立为基础；独立并不是自我封闭，会在开放中更好地成就自我，同时也补益对方。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告诉我，30年前，邓小平回答卡特总统的询问：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OK；印刷发行圣经，OK；外国传教士，NO。这个回答直截了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将如此回答。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其实也有类似的回答，他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基督教与中国接触的方式。……不再需要传教士从国外输入基督教，也不再需要单纯地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它追求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里实现反映基督教的信念”。

　　在发展进步的大潮中，中国西藏(香格里拉)的变与不变

　　西方的朋友们关心中国的“西藏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总闪烁着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朦胧、理想的“香格里拉”。西藏的确具有他们想象中的香格里拉的神奇。雪域高原的秀美、语言文化的独特、藏传佛教的经典，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类文明，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珍惜。西藏的山川、语言、文化、宗教从未曾改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经幡还是那经幡、佛号还是那佛号。

　　正如加拿大学者戈伦夫(A.Tom Grunfeld)在他的著作《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所说，西藏“是一块笼罩在朦胧中的土地，几乎任何一个有关它的或者声称正如加拿大学者戈伦夫(A.Tom Grunfeld)在他的著作《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所说，西藏“是一块笼罩在朦胧中的土地，几乎任何一个有关它的或者声称来自它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毫无疑问地被世界上无数的人敬畏地接受和相信……许多读了一点有关的记载就自诩为‘专家’者认为，既然这些记载都是一样的，那肯定都是准确的”。历史却确凿地记载着，旧西藏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建筑在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

　　今天的西藏固然要保护“香格里拉”的独特的藏族文化，但绝不要保护野蛮和落后。西藏的文化保护必须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而不是作为“活化石”在固化了历史的同时窒息了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

　　今天的西藏，已经由野蛮残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转变为一个饱暖、进步、公正、平等、开放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从1965年至2005年的40年间，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西藏经济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发展速度。

　　西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更有利于保护藏传佛教。所谓“西藏问题”，始终是两个基本问题的交叉：一个是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一个是社会变革问题，必须反对复辟，迈向进步和光明。

　　中国的56个民族一直是大杂居、小聚居，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无论绕多少弯子，想多少办法，找多少借口，搞多少包装，一要分裂不可能，二要倒退行不通。历史潮流不会答应，西藏人民不会答应，西藏这片“香格里拉”的神圣土地也不会答应。

　　今天的西藏，倍加珍惜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不变的“香格里拉”。今天的西藏，努力改变一切愚昧与落后，朝着幸福和光明迅跑，这是变革的“香格里拉”。

　　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梦想“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能够兄弟般地携手并行”，今天，在这个白人占70%的国家选出了一位非洲裔的黑人总统，世界为美国感到高兴。美国的伟大和力量，来自她的多元和包容。我相信，善良的美国人同样愿意看到，藏族与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般地携手并行，一起走进现代化的行列，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我相信，你们梦中“香格里拉”的光辉，会在我们同一个世界里永恒地闪耀。

　　我们需要变革。我们在不同的国度、用不同的模式、进行不同的变革。总有同一股大潮同时席卷这个世界，同一个真理同样连接古往今来。 (叶小文)

　　(作者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